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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六章
熊廷弼的一番對奏，令皇帝頓感朝廷財賦之緊張，從嘉靖年開始，大明的邊患就呈現出惡化的局面。在嘉靖中期甚至出現了蒙古俺答汗圍攻北京城的驚變。而萬曆朝也發生了明朝的高光時刻——三大徵。三大徵之後，明廷財政情況進一步敗壞，明軍精銳消耗不輕，蒙古林丹汗、女真天命汗相繼崛起，又是邊患日深。為了應對邊關的軍事壓力，明廷只能招募更多的軍隊，養更多的兵勇，由是軍費開支大增。與此同時，明帝國內部卻是天災人禍不斷，上層統治集團，熱衷於黨爭，爭權奪利，鬥得你死我活，不亦樂乎。基層官僚則貪汙腐敗，效率低下。皇親貴戚、官紳豪強搜刮民脂民膏，大肆兼併土地，更有甚者逼良為娼，殺人放火，無惡不作。明廷對於內政的無能表現，極大的激化了社會矛盾，這種弊病從嘉靖朝延續到隆慶朝、萬曆朝，在隆慶、萬曆二朝，雖然有過一批精英士大夫試圖革除弊病，也起到過良好的革新效果，但是好景不長，張居正被清算是這一切好轉勢頭的轉折點，大明王朝再一次急轉直下。到了天啟朝，這些社會弊病已經發展到了積重難返的危機關頭。
生活在同一個國度裡，富者田連阡陌，貧者卻無立錐之地！
生活在同一種法度下，卻刑不上士大夫。
律法、道德、鄉約民俗諸如此類等等等等，一切的一切，都變成了有權有勢的一群人，用來剝削另一群人的工具。國家百分之九十五的財富，被僅佔總人口百分之零點幾的權貴階級攫取、霸佔。
在這種局面下，又怎麼可能不出現李自成、黃巢那樣的草莽？
皇帝回過神來後，向葉向高問道：“今年朝廷預計可以收上來多少銀子？”
葉向高沉吟片刻後說道：“七百五十萬兩左右。”
皇帝挑了挑眉，追問道：“朕記得前年的總賦稅只有五百多萬，怎麼今年增加了兩百多萬？”
葉向高答道：“前年皇考與皇上先後即位，大赦天下，免除了兩百多萬兩的稅賦。”
皇帝點了點頭，隨後他朝群臣嚷道：“徵繳建州叛軍，任重而道遠啊。朕想著沒有個十年八年的功夫，這個努爾哈赤是不會被馴服的。也就是說朝廷用於邊備的銀子只會在接下來的八到十年裡逐年增加！就拿熊廷弼的這個三方佈置策來說吧，沒有個兩三百萬兩銀子是下不來的，這還不算其餘諸邊的軍費，如此算下來，明年我大明國的財賦將要有一半以上供給邊軍。那麼在將來的八到十年裡，很有可能朝廷收上來的八九成的財賦都要充作兵餉糧餉。”
皇帝苦口婆心講了這麼多，其實無非就是一句話，現在朝廷每年只能徵收七百五十萬兩的銀子是絕對入不敷出的，想要應付的過來以後的麻煩，必須要想法子將國家財政搞上去。
皇帝站起身來，在群臣之間走來走去，一邊講一邊觀察著群臣的臉色，“朝廷用銀子的地方一天天的多起來，掙銀子的專案若是跟不上，早晚是要出大麻煩的，或者說已經出了大麻煩。”
走著走著，皇帝停在了大學士兼帝師徐光啟背後，他問道：“一個月前春分的時候，朕不是在地壇種下了許多土豆、玉米嗎？現在它們長勢如何？”
此話一出，群臣都有些摸不著頭腦。小皇帝似乎總喜歡這麼虛晃一槍，令做臣子的難以揣摩聖意。
徐光啟也犯嘀咕啊，剛才不是談論的國家財政嗎？怎麼扯到春耕之事上了？
徐光啟忙道：“皇上，作物生長譬如教書育人，絕非一朝一夕之功。地壇裡的那些土豆、玉米，僅僅生長了不足一月，嫩芽才剛剛毛尖，距離開花結果尚需時日。”
皇帝點了點頭，走了一圈後，他又做了回去，嘆了口氣道：“幹農活兒可真辛苦啊，雖然都已經過去一個月了，可朕的肩膀、小腿乃至手心仍隱隱作痛。”
聞言，群臣適時的唱和道：“皇上體恤民情，重視農事，以身作則，上行下效，中興大明，指日可期。”
皇帝點點頭，覺得這幫大臣一個個不愧是滿腹經綸的大學士，一個個說的比唱的還好聽。
一個月前，春分日的時候，按照慣例，皇帝需要親自趕往地壇，耕種作物，用意就是向天下人表明皇帝跟朝廷重視農桑之事，並且體恤農民的辛苦，倡導大家都努力種田，不要懶惰云云。這種皇帝親自參與勞作的制度，似乎從三皇五帝時期就存在了，但是歷朝歷代的皇帝鮮有作到有始有終的。有些皇帝一生也沒有親侍農桑，更多的皇帝則是三天打魚兩天曬網。譬如萬曆皇帝，僅僅有過三五次的躬耕記錄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