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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多擁有廣袤田地的平民百姓，在繁重的賦稅壓迫下苦不堪言，無奈之餘，只能忍痛割愛，將世代相傳的土地轉賣給那些享有免稅特權的貴族集團，隨後自己則淪為這些地主的佃戶。原因在於，相較於向國家繳納的高額田稅，向地主交納的租金顯得微不足道，足以讓他們勉強維持生計。面對國家的苛捐雜稅，農民若堅持耕種自己的土地，恐怕只能面臨飢餓與死亡的絕境；而依附於地主，尚能求得一線生機，得以苟延殘喘。
這一現象逐漸演變成為一種惡性迴圈：特權階層的土地日益膨脹，普通民眾手中的土地則日漸萎縮，導致國家財政收入大幅縮減，大明王朝的財政狀況愈發嚴峻。朝廷為了彌補財政赤字，不得不一再加重賦稅，百姓為求生計，又不得不繼續變賣土地，如此往復，形成了一個無解的死迴圈。
至崇禎十五年，全國超過半數的土地已落入兩大特權集團之手，大明王朝的稅收基礎與開國之初相比，已萎縮至不足四分之一。在這樣惡劣的財政環境下，朝廷仍需維持龐大的官僚體系運轉，供養近二十萬皇親國戚，同時應對後金（建奴）與農民起義軍（流賊）的雙重威脅。崇禎帝若想在如此困境中不使國家破產，無異於痴人說夢。
其實，並非只有孫傳庭一人洞察到了這一問題的根源，但多數人選擇沉默，無人敢於直言不諱。崇禎帝雖有心重振萬曆新政，卻苦於缺乏支援。大臣們之所以對崇禎帝的提議置若罔聞，原因顯而易見——他們都是既得利益者，不願輕易放棄手中的特權。正如現代人常說的“革自己的命”，對他們而言，無疑是難上加難。
當孫傳庭挺身而出，提議重啟萬曆新政時，崇禎帝雖表面上不動聲色，內心卻激動不已。他深知，這正是他夢寐以求的改革良機，只是苦於無人響應。孫傳庭的提議，無疑為他點亮了一盞希望之燈。
然而，好景不長，崇禎帝與孫傳庭的熱情很快就被無情的現實澆滅。以周延儒為代表的朝中大臣們紛紛站出來反對，他們聲稱萬曆新政的“按畝徵銀”政策，將皇親國戚、士大夫階層與普通百姓一視同仁，是對士人階層的極大侮辱，更有違歷朝歷代士人不納糧的傳統，會寒了天下讀書人的心。
回顧隆慶至萬曆年間的新政之所以能夠成功推行，離不開徐階、高拱、張居正、海瑞等一眾具有遠見卓識的能臣。反觀崇禎朝，除了孫傳庭這位戴罪立功的將領，又有誰真正願意為朝廷分憂，為崇禎帝解難呢？面對眾怒難犯的局面，崇禎帝只能妥協，任命孫傳庭為太子少師，兼任兵部侍郎，並授予左僉都御史之職，總督山西、陝西、京師、山東、河南五省軍務。至於推行改革之事，也只能暫時擱置，待後金退兵後再做打算了。
在陝西米脂的某個營帳內，劉宗敏正摟著從戰亂中搶來的兩名女子，帳中酒香四溢，他的臉上洋溢著得意與滿足。然而，這份寧靜被義子兼最信任的手下劉誠的突然闖入打破。
劉誠步伐急促，神色凝重，徑直走到劉宗敏面前，低聲稟報道：“義父，大事不好了，李巖離開了。”
劉宗敏的臉色瞬間陰沉下來，他猛地推開了懷中的女子，目光如炬，沉聲問道：“你說什麼？他真的走了？”
劉誠點了點頭，語氣堅定：“是的，義父，李巖確實已經離開了。”
劉宗敏皺了皺眉，追問道：“他帶走了多少人馬？”
劉誠回答道：“他只帶走了五百騎兵，但……”
“但什麼？”劉宗敏急切地追問。
劉誠遲疑了一下，繼續說道：“但是，李虎、李玄以及荊茂成都跟著李巖一同離去了。”
劉宗敏聞言，嘴角勾起一抹冷笑：“哼，這幾個人走了也好，他們本就與我們不是同路人，留下來也只是累贅。不過，這個李巖，說走就走，居然對兩萬精兵和八千騎兵毫不留戀，這份氣度與魄力，確實讓人佩服。”
說到這裡，劉宗敏的眼神中流露出一絲讚賞與惋惜。他深知，李巖的離去無疑是對他們的一大損失，但同時也對李巖的果斷與膽識表示由衷的敬意。畢竟，在這個亂世之中，能夠如此灑脫地放下一切，去追求自己心中的理想，又有幾人能夠做到呢？
劉宗敏深吸一口氣，努力平復自己的心情，然後對劉誠說道：“你去通知其他人，讓他們加強戒備，防止李巖突然發難。同時，我們也要做好應對各種情況的準備。”
劉誠點頭應允，轉身離去。而劉宗敏則獨自坐在帳中，陷入了沉思。他明白，李巖的離去只是一個開始，未來的路還很長，他們必須時刻保持警惕，才能在這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