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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不過呢，徐鐵成對情報處、對段逸農不買賬，卻並不是恃寵而驕，而是起源於他與段逸農之間的一段公案。
民國二十二年六月，也就是1933年6月，在徐鐵成還在領袖常校長身邊擔任侍從室侍衛長的時候，段逸農徵得領袖常校長同意，在侍從室下面成立了一個偵察班、一個警衛班，每個班都是15個人，30人均由情報處抽調，專事“護衛領袖安全”的工作。
段逸農搞的偵察、警衛兩個班，用現在的話說，屬於“雙重領導”，在業務上，服從於侍衛長徐鐵成的指揮。但在編制上，人員仍隸屬於情報處，工資也從情報處領，只是從侍從室領點津貼、補助、服裝費什麼的，基本上相當於段逸農給侍從室義務打工。
但是在段逸農來說，當然不會幹賠本的買賣，之所以這樣做，第一，保衛領袖常校長的安全，本就是情報處處的職責；第二，侍從室位置重要，在常校長身邊安上自己的人，隨時報告訊息，心裡踏實。
因此，段逸農不但白乾活，而且精英盡出，派去的基本都是黃埔軍校的同學和“浙警”正科畢業、又經杭訓班訓練出來的精銳，也就是林江北的師兄了。
與此同時，段逸農徵得徐鐵成的同意，還從特務處推薦了三個軍校同學作為正式的“侍衛官”。這三個侍衛官與偵察班、警衛班一起，成了常校長內wai
wei都有警衛的生力軍，這樣段逸農不但達成了護衛常校長的夙願，又有忠貞有為的幹部，日夜隨侍保護常校長之安全。”
這樣一來，段逸農是合適了，但從派過去那些偵察班和警衛班的人員的角度看，就十分委屈。
侍從室是一個很大的機構，負責的工作很多，其中專事安全的這一部分人，就叫做“侍衛官”。由於偵察班和警衛班是在侍從室的“體制外”執行的，因此在侍從室的花名冊當中沒有這些人，也就沒有“侍衛官”的名義，更談不上軍銜、職務等等。薪酬也不一樣，正式的侍衛官，工資比偵察班和警衛班的人員多兩倍。
人事管理是有其規律的，無論什麼時代，任何一個單位，如果其內部的人員身份和待遇不同，時間長了，都會出問題。何況是“護衛領袖”這麼大的事，大家承擔的責任是一樣的，身份卻不同，待遇也不同，工資收入還差了一大塊，擱誰也得有想法。
透過一段時間的觀察，偵察班和警衛班等人給徐鐵成留下的印象不錯，於是徐鐵成打算把這批幹部據為己有。同時，應該說這也是解決“體制”不順的一種措施。
經徐鐵成與侍從室的德國顧問司脫乃斯商議，拿出了一份“收編”計劃：
第一，在體制上，把偵查、警衛兩個班全部納入侍從室的正式編制，等於是說這30個人從此跟情報處沒有關係了；
第二，在待遇上，兩個班的人員一律授以軍銜，其中，偵查班的全體人員，不論軍校還是警校畢業，也不論期別、年功，一律授以上尉軍銜，稱“侍衛官”；警衛班人員，由於承擔的任務相對比較單一，則授予少尉軍銜，稱為“特務員”。
事先，徐鐵成給段逸農發電告知此事，只要他同意，即可“呈報常委員長核辦”。
對於偵察、警衛兩個班的成員來說，這份“收編”計劃一旦實現，他們就可以“搖身一變”，以“國民革命軍”軍官的面目出現，當然好了，甚至可以說這是他們夢寐以求的大好事。
可是誰曾想正在這個當口上，段逸農安排在偵察班書記做出了一件誰也不可理解的事情。他密報段逸農，稱：“偵、警兩班是處座苦心訓練的精華，如被他人吸收，將對團體影響甚大，請考慮婉拒之。”
段逸農聽了覺得有道理，於是“電覆宣侍衛長予以婉拒”。
徐鐵成本是好意，想讓這些特務上上檔次，結果偵察班的書記這樣一來，這點“意思”全變成了“不好意思”，心想段逸農的手下，一個個的怎麼都這樣不識抬舉，給臉不要臉，心中的惱怒可想而知。
偏巧此時，又發生了另外一件不愉快的事，段逸農保薦的兩名侍衛官“因看不慣侍衛室同仁的所作所為”，給領袖常校長寫了一封告狀信，結果這封告狀信落到了徐鐵成的手中。
兩件事合在一塊，徐鐵成大怒，當即把段逸農找來大發脾氣。
段逸農身為情報處處長雖然深得常校長的信任，但是在被常校長當成親子侄看待徐鐵成面前卻不夠看，加上徐鐵成又是黃埔一期出身，算起來是段逸農的軍校學長，因此說話毫不客氣：“我提拔你的人，你不肯；你推薦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