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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事情也是簡單，只要這些福建真正的上層人物統一了意見變好，具體的事情自然有哪些高貴的‘讀書人’去做。
這就跟當年漢武帝求治國策略一樣，董仲舒‘唰’一下跳出來，“武哥，你說吧，你想咋地，兄弟我都給辦了！”
漢武帝就直接告訴董仲舒，“俺爺和俺爹，他們搞‘黃老學說’，‘苟’了這麼久，再也不是建國初期那麼窮困潦倒了，現在家底老特麼足了，我這麼有錢，現在就想徹底收攏地方權利，搞中央集權，知道吧。”
“另外，當年‘匈奴人’老特麼欺負俺爺爺和俺爹，現在，俺就想幹他們，一直幹到丫老家去，滅了這幫王八犢子，但是那，‘黃老’那套，不咋合適，所以，小董，就看你的了。”
董仲舒一拍胸脯，“沒毛病，看我的吧！”
回過頭來，董仲舒便從法家，兵家，縱橫家等等學說之中找合適的理論，“天人感應”、“大一統”、“君權神授”、“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哢哢哢’這麼一組合，一套合適的治國思想就整出來了。
最後統一都給這些東西塞進了‘儒學’裡面！
至於為什麼要叫‘儒’，一來，這就是‘亻之需’，二來，無論是‘法家’‘兵家’‘縱橫家’各種學說都有自己‘領袖人物’的書寫的寶典，比如法家，韓非寫的《韓非子》、商鞅寫《商君書》，比如兵家，孫武寫《孫子兵法》，孫臏寫《孫臏兵法》、姜子牙寫《六韜》等。
唯獨‘儒’學有操作空間。
孔子曾帶領部分弟子周遊列國十四年，晚年修訂六經，即《詩》《書》《禮》《樂》《易》《春秋》。
‘相傳’他有弟子三千，其中七十二賢人。孔子去世後，其弟子及其再傳弟子把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語錄和思想記錄下來，整理編成儒家經典《論語》。
也就是說，這‘儒家’，孔聖人除了重新修訂六經之外，並沒有什麼著作，這也是沒辦法的事情，畢竟孔子當年周遊列國的時候，除了在家鄉魯國做了一段時間的代理國相之外……就沒有然後了。
{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相事事，有喜色。}
而在董仲舒之前，所謂‘儒學’也根本就是‘隱學’，就是隱世學問，而‘焚書坑儒’又稱“焚詩書，坑術士{一說述士，即儒生}”，西漢之後稱“焚書坑儒”。
就是說‘儒學’的興起，完全是漢武帝的需要，然後董仲舒總結，為了讓這門學問顯得高大上一些，然後往上追述了這麼兩百你那，最後一看，哎，其他的各種‘子’都有自己的著作，就‘孔子’沒有，這就很合適啊……
當然，還有一個原因是《春秋》，就是孔子修訂的魯國曆史，有‘春秋筆法’一說，這很符合統治者的意思，直白點說就是——拍馬屁+弄虛作假。
話說，這才是‘儒學’一脈的根本da
fa……
春秋筆法指在宣傳材料的選擇上注意褒貶。
孔子修《春秋》所採用的方法是“筆”和“削”。
“筆”是在原來《春秋》的記錄上加添，“削”是對原來的《春秋》的記錄刪減。
公羊家說：孔子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
{《史記·孔子世家》}其筆法有三。第一，“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莊子·天下》}這就是說，在編書時，涉及到尊者，隱也。《春秋》中所記的八百多起事件，除了記載日食、地震、天災、風霜等一百零二條外，其餘七百多條無一不是記錄周天子、諸侯、卿大夫的重大活動。
當時，奴隸的反抗鬥爭，此起彼伏，到處是“寇盜充斥”，“盜賊公行”。這些直接危害奴隸主統治的重大事件，概不記入《春秋》。
好吧，說的更直白一點就是，上位者都是完美聖人，缺點是不可能有缺點的，只要理由找的好，缺點也能吹成優點，若是實在找不到優點……那就編，反正死也是不能有缺點的。
{好吧，以上，都是作者胡謅八咧，實際上，<韓非子-顯學>：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
{不過，確實，在漢武帝之前，沒有一個朝代和統治者憑藉‘儒學’做到國富民強的，反而商、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