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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馬，張獻忠當然不答應，兩邊短暫的“蜜月期”立刻宣告結束，開始了新一輪的扯皮。
趙營這邊，熊文燦也派人來點計兵馬，趙當世但說營中將士林林總總不過兩萬，且雲錢糧米豆無論多少全從朝廷撥付，另無索求。來人見他有所讓步，在這兵額上便也沒有多加詰難盤查。所以趙營雖說當下只有一萬兩千人不到，但朝廷默許的額度卻憑空多了八千。
趙營參將與西營副總兵名義上都直隸於熊文燦，而熊文燦將二營分別置於東北與西北兩側，藉口是“互為犄角、拱衛襄府”，實際上打的卻是當中隔絕，以防“巨寇相合後患無窮”的主意。這點道理，趙當世自然心知肚明，只不過他秉著韜光養晦為主的考量，對此並無微詞。
何謂“韜光養晦”？具體到如今的趙營，可用昌則玉的一句話概括。
趙營部隊轉進棗陽縣後，趙當世曾就趙營接下來的發展方向詢問過昌則玉，昌則玉回答說：“昔朱升諫太祖皇帝‘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九字計，以定明祚之基。現屬下亦附庸其雅，提九字於我趙營。分別為‘精武備’、‘廣結援’、‘順朝廷’，主公可引以為導。”
趙當世點頭道：“‘精武備’三字確為當務之急。先前徐總兵在會上就這此點指出營中‘兵疲’、‘糧少’、‘甲缺’三疾，想來按此方向加以整備，當無偏差。”進而問道，“那麼‘廣結援’與‘順朝廷’又該當如何？”
“廣結援......”昌則玉早有洞見，緩緩而言，“左傳有云：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我營雖暫時投順朝廷，若以為從此高枕無憂，則危亡不遠。當今明廷，內憂外患，百年積弊絕非一朝一夕可除，自顧無暇，我營若全倚此行將就木之枯樹，到頭來免不得與之共傾。故而為今之計，投誠之餘萬不可斷了與諸家義軍的聯絡。其水我魚，有他們在一日，我營便如魚得水，可保永不受制於人。”
趙當世深然其言，但一時間難以想得通透，再問：“若以先生高見，可為營之外援的，有哪些？湖廣、河南地面，八大王、老回回、曹操等皆不可恃，更有何擇？”
昌則玉說道：“主公切莫自限視野，我營現為官軍，有了這一層身份在，外援之路可謂四通八達，應有盡有。”而後拈指細數，“屬下愚見，李自成、孔慶年、杜純臣，至少這三人，聯絡不可絕。而左良玉、劉國能、陳洪範，我營不可等閒視之。”
李自成不消說，與他見過的人但凡有些眼界都瞧得出此人不同凡響，更兼其現為闖王，名義上的天下第一巨寇，就昌則玉不說，趙當世也會盡全力與他繼續結交。
孔慶年與杜純臣則都是商人。流寇興起至今，早過了犁耙木棒一牛車的草創階段，能堅持到現在形成些氣候的，均是注重佈局之人。就比如張獻忠，他看似惶惶度日的一草寇，其實心思非常縝密，人脈極廣，在各地乃至京師都安置有眼線。這些線人以商人、俠妓甚至官宦等各種身份掩人耳目，或替西營籌措軍資糧草、或替西營奔走活動。以區區一寇的身份卻能傍上陳洪範以及朝中大臣薛國觀便是張獻忠長於佈局的最好證明。這世道，沒有門路，就做賊也難做下去。
目睹了張獻忠的能量，趙當世更加確信自己提早安排下線的舉動是正而無誤的。孔慶年通川滇、杜純臣通東南，趙營往後的發展絕離不開此二人。
至於左、劉、陳三人，都是目前明軍將領。
歷來能當上援剿總兵的都是公認的名將。前有曹文詔、祖寬等人無不令流寇聞風喪膽，現在的左良玉，亦是有勇有謀。他擁兵逾五千，乃目前豫、楚間最大的軍頭，自崇禎五年奉命進剿中原流寇，數年間各處的巡撫總督們都走馬燈般換了一茬又一茬，他卻從未缺席，逐漸積累之下他的權勢早已非往日可比。
與曹文詔之輩不同，左良玉不是隻會領兵打仗的二愣子，實際上很有些精明的頭腦。只這幾年時間，他憑藉著自己的兵馬與威望，在河南、湖廣、陝西等地建立起了龐大的勢力網路。不但控制了許多要隘堡寨，私收稅費，更添置了無數產業，觸達茶館、當鋪、錢莊乃至賭坊、青樓等等三教九流諸多行當，獲利鉅萬。
除此之外，為了穩固自己的基業，他暗中與周遭的流寇們也保持著密切的關係，雙方進行些見不得光的買賣勾當也是常有的事。可以說，尤其在河南，左良玉的話語權不在巡撫常道立之下，譬如羅岱、孔道光等明將，從不聽常道立或熊文燦的調遣，卻全以左良玉馬首是瞻。
趙當世想要在豫、楚立足，就無法忽視左良玉，與左良玉建立良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