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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衝突結束前，趙耀國就說過，這一仗能夠給華夏帶來五到十年的安寧，即扶桑在五到十年內不會成為華夏的麻煩。去年，在新右翼集團上臺執政的時候，衝突剛好過去了五年。
本質上，新左翼集團與新右翼集團沒有區別，都堅持走獨立自主的發展路線，努力謀求絕對自主權，即在政治上擺脫戰敗國的束縛，在軍事上不再唯花旗馬首是瞻，在經濟上成為獨立的存在。
可以說，“獨立自決”是扶桑各個政黨在衝突之後唯一的共識。
只是，在如何“獨立自決”的問題上，也就是實現“獨立自決”的方法上，新左翼與新右翼截然相反。
新左翼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主，暫時放棄在軍事上的野心，即首先在以高階製造業為核心的經濟領域打下堅實的基礎，然後再謀求政治與軍事的獨立。新右翼的立場恰好相反，即認為首先得在軍事上謀求獨立，只有在安全防務上有足夠的自主權，扶桑才能夠建立起獨樹一幟的經濟體系。
這個分歧，不可避免的會對扶桑的外交政策產生影響。
簡單的說，新左翼主張向華夏靠攏，即藉助華夏的騰飛發展經濟，也就得暫時擱置跟華夏的矛盾。新右翼則恰好反了過來，主張繼續跟花旗結盟，以此為基礎發展軍事力量，成為西太平洋地區最為重要的存在。
站在扶桑的立場上，說不上誰對，也說不上誰錯。
雖然新左翼與新右翼都不肯承認，但是其主張的外交路線都說明了一點，即扶桑夾在兩個超級大國之間，必須依靠其中一個，以扶桑的國力，根本不可能成為兩個超級大國之外的第三極。
從這個角度來看，新左翼與新右翼選擇的道路都充滿坎坷與挑戰。
向華夏靠攏，即便不考慮扶桑國內的民意，也必然遭到花旗打壓，只是上萬花旗駐軍就足夠扶桑當局頭痛了。向花旗靠攏，扶桑的經濟建設必然會出大問題，別說騰飛，能否擺脫在衝突中戰敗的影響都是問題。
可見，夾在華夏與花旗之間的扶桑，可以說是左右為難。
對此，山口友雄有極為清楚的認識。
在他執政的五年期間，扶桑在經濟上高度依賴華夏，在軍事上繼續依賴花旗，在政治與外交上則保持對等。簡單的說，就是利用與華夏的經貿往來推動經濟發展，同時透過靈活務實的外交跟兩個超級大國保持適當距離，爭取兩邊都不得罪，一切以扶桑的利益為準，而且爭取讓利益最大化。
必須承認，山口友雄是一個很精明，也很務實的政治家。
當然，在執政期間，山口友雄出臺了很多對發展經濟有巨大幫助，能夠從根本上提高扶桑國力的政策。這裡面，最為重要的就是透過完善社會保障制度，甚至透過發放獎勵來鼓勵生育。
在這五年裡面，扶桑的人口實現了正增長！
要知道，早在本世紀初，扶桑的人口一直是負增長，即一直在減少，到衝突的前一年，扶桑人口減少了大約八十萬。
這是個什麼概念？
當時扶桑的人口總量也就一億出頭，如果以這個趨勢發展下去，大概五十年後，扶桑就將消亡！
雖然這種理論上的結果根本不可能出現，但是隨人口減少，扶桑必然會在幾十年後淪落為三流國家。更重要的是，扶桑是典型的單一民族國家，不管是掌權的政治家，還是國內的民眾，都無法接受外來移民產生的衝擊，也就無法像花旗那樣，透過大量吸收外來移民保持本國人口的增長趨勢。
連人都不夠，還稱得上大國？
從根源上講，扶桑被華夏遠遠的甩在了身後，就是因為扶桑的人口太少了，與華夏不在同一個數量級上。
雖然在一百多年前，扶桑率先實現了工業化，並且憑藉工業化的力量，讓八千萬國民的生產力得到了最有效的利用，而當時的華夏空有四億人口，卻因為沒有實現工業化，無法把人口優勢發揮出來，但是在華夏實現了工業化後，在用工業把十四億人武裝起來的時候，那就不是扶桑能比擬的了。
可以說，山口友雄早就清楚的認識到，扶桑要想實現“獨立自決”，人口是關鍵。
如果扶桑的人口數量是三億、甚至達到了五億，那麼扶桑還是夾在兩個超級大國之間的二流國家嗎？
當然，這需要時間。
按照人口的自然發展規律，哪怕鼓勵生育的政策一直延續下去，而且得到了國民的積極響應，也至少需要五十年，甚至一百年，才能顯現出價值，也才能夠真正享受到人口增長的紅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