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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子爺,這本《明夷待訪錄》其實是梨洲先生寫給將來推翻滿清而復中華的明君雄主的——這人肯定就是您了!可是沒成想,他在接到您的英雄帖後,還沒來得及出門,就被清妖的浙江總督範承謨給堵了。所以梨洲先生才派充宗先生、石園先生各帶八位高足,帶著《明夷待訪錄》的抄本離開寧波,日夜兼程往江西和湖北而來。

而他自己則帶著另一本《明夷待訪錄》的抄本跟著範承謨去了江寧。本想用這本《明夷待訪錄》和批判老清妖頭福臨的言語激怒康麻子,再搞一場腥風血雨的文字獄出來。可沒成想那個康麻子居然還挺能忍辱負重,不僅沒有殺害梨洲先生,還將計就計地宣佈要把他的江寧英雄會開成江寧諮議會。還要在江南搞新政、辦新軍、興團練......當然了,這都是瞎折騰,無用功,一定會搬起石頭砸自己腳面的。”

暈船暈了一路的諸葛三和,這個時候正和一個長著個阿婆臉,年約四旬,還有點肥胖的瘸子一起,在寧王府的存心殿內和朱和墭說著黃宗羲“被抓”和康熙新政的前因後果。

不過諸葛三和並沒有朱天王那麼急,他還是那副聞穩操勝券的模樣。

而朱和墭則是一言不發,眉頭緊鎖。

作為後世的一名學霸,他當然知道《明夷待訪錄》是什麼?這就是一本資產階級革命的綱領性檔案。

當然了,朱和墭自己的《原儒》、《天下為公》和《大同》等著作,其實也可以歸入資產階級革命綱領的範疇。

其中《明夷待訪錄》的重點是建立一個可以保護資產階級利益的朝廷。也就是用來指導資產階級政府的建立。

而《原儒》則是革儒家的命,使之能為資本主義的發展和資產階級革命提供各方面的人才。

《天下為公》和《大同》主要是革產權的命!透過重分土地和宗族集體所有制等方法,達到釐清產權和平均地權的目的。

這“平均”,乍一看好像是反資產階級的,但實際上並不一定......生產資料過度集中,特別是集中於特權階層是極度不利於生產力發展的。

在任何形式的封建制度下,生產資料總是會大量集中於特權階級手中——這些特權階級要麼是軍事貴族,要麼就是宮廷貴族,要麼是宗教貴族,要麼是特權官僚,要麼是官商。

當這些特權階級擁有的生產資料佔比達到一定的程度,整個社會必然會失去進步和創新的動力。

所以資產階級革命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剝奪這些特權階級佔有的財產,並且進行重新分配。

什麼“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那是根本不存在的!如果貴族的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那還革什麼命?

就連美國這樣的國家在它的獨立革命中,一樣剝奪了大量英國人或忠於英國的農場主的財產,更不用說其他國家了。

而具體到清初的廣東、福建,不僅存在大量依附於滿清統治的封建特權階級的財產需要剝奪,而且還存在大量產權不清的生產資料。

以至於在人地矛盾極度緩和的情況下,還有許多人要租地耕種,同時又有許多拋荒土地。

而平均化的重分,在最大限度拉平差距,讓所有人都儘可能處於同一起跑線,然後同時再釐清產權,使得國家可以立法保護沒有特權加持的私人財產。

與此同時,如果再能有幾個可以助力經濟騰飛的優勢產業——比如瓷器、白糖、茶葉、絲綢、棉布、鐵器等等。

那就是相當理想的資本主義開局階段了!

這種理想的開局,在清末民國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因為當時人地矛盾太尖銳了,同時一兩千年積累起來的優勢產業已經全部喪失,只能透過出口初級農產品獲取一點點外匯用於工業化......

而在清初......可以這麼說,你只要隨便一搞,資本主義就來了。

當然了,像大清這樣,怎麼破壞生產力他就怎麼搞,那是無論如何都搞不出來的。

從這個意義上說,無論誰(必須是漢人)在清朝初年造反成功,都能搞出一些資本主義——一般情況下,造反家們勝利以後總是要搞一些和被他們推翻的倒黴蛋的政策相反的路線,要不然他造哪門子反?

而只要把大清搞得那些政策拿過來,顛倒一下,閉著眼睛也搞出個資本主義初級階段了。

所以......吳三桂那個老傢伙一樣可以拿著《明夷待訪錄》當革命綱領,然後再把滿清的政策顛倒著搞一搞,最後搞出個資本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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