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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歷史的悠悠長河中，高麗這個國度的命運跌宕起伏，猶如驚濤駭浪中的一葉扁舟，不是被覆滅，就是在奔赴覆滅的危途之上。回溯往昔，中原朝廷向來秉持著寬仁厚德的治國理念，本無意為難高麗，然而高麗卻一次次自蹈覆轍，堪稱“作死小能手”，屢屢挑戰中原王朝的威嚴與底線。
時光回溯到當下，此時的高麗還未被世人稱作高麗，而是被喚作高麗扶余，也有人稱其為高句麗。但必須知曉，這時的高句麗與唐朝時期的高句麗並非同一國家，其歷史淵源和發展軌跡有著顯著的差異。彼時，高句麗的都城丸都，坐落在如今的吉林省集安市。丸都，不僅是高句麗都城“國內城”的堅固軍事守備城，二者更相互依存，互為依託，甚至在特定時期，丸都也曾作為高句麗的都城行使職能，開創了世界王都建築史上別具一格的複合式王都特殊模式。
丸都最初的名字是“尉那巖城”。西漢元始三年（公元3年），高句麗做出了遷都的重大決策，將都城遷至“國內城”，同時修築“尉那巖城”作為其衛城，構築起了一道堅實的軍事防禦屏障。東漢建安二年（197年），一場大規模的戰爭在高句麗與公孫氏政權之間爆發，戰火紛飛，硝煙瀰漫。然而，高句麗在這場戰爭中不幸落敗，“國內城”慘遭戰火的無情洗禮，毀於一旦。好在次年，即建安三年（198年），高句麗第十代王山上王果斷下令，對尉那巖城進行大規模擴建，並將其更名為丸都城，賦予了這座城市全新的使命與意義。又過了十餘年，建安十四年（209年），山上王再次做出遷都之舉，將都城遷至丸都，自此丸都迎來了它的輝煌時期。直至北魏始光四年（427年），高句驪長壽王出於躲避北魏威脅以及鞏固在朝鮮半島勢力的考量，再次將都城遷至平壤城（即今朝鮮平壤市東北六七公里處的大聖山城和安鶴宮城）。儘管都城遷移，但國內城和丸都城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始終是高句麗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散發著獨特的魅力。此後，國內城作為“別都”，位列高句麗三京之一，見證著這個國家的興衰榮辱。而丸都山城則命運多舛，在246年和367年先後兩次遭受毀滅性打擊，化為一片廢墟，但頑強的高句麗人民又兩次將其重建，使其得以延續昔日的輝煌。
此時，在中原大地的政治舞臺上，公孫瓚已經被楊琮麾下的大都督賈詡率領的大軍徹底擊敗並滅亡。公孫瓚性格剛硬，拒不投降，最終在太守府內，面對熊熊烈火，毅然決然地選擇蹈火而亡，結束了自己波瀾壯闊卻又充滿遺憾的一生。至於公孫瓚的其他家人，公孫範、公孫續等人則紛紛逃亡，一路輾轉來到益州，成為了陳琦的屬下，在這片新的土地上尋求庇護與發展。
公孫瓚覆滅之後，公孫度順勢崛起，成為了幽州地區最為強大的勢力，一時之間風頭無兩。然而，楊琮又怎會容忍這樣一股強大的勢力在自己的臥榻之側安然酣睡呢？答案顯然是否定的。畢竟作為後世穿越而來的人，楊琮對“臥榻之側，不容他人酣睡”的道理有著深刻的理解和認識。於是，楊琮果斷決策，決定對公孫度勢力發起進攻，將其一舉剿滅。在楊琮看來，剿除一個勢力是剿，剿除兩個勢力也是剿，既然如此，何不一舉兩得，將潛在的威脅徹底消除呢？這在他眼中，不過是舉手之勞，並非什麼難以完成的艱鉅任務。
當然，像這種親臨戰場、指揮作戰的事情，楊琮自然不會親自出面。畢竟他麾下猛將如雲，張繡、徐榮等皆是能征善戰的傑出將領，何必勞煩自己親自上陣呢？這些文臣武將可不是擺在那裡供人欣賞的花瓶，他們的存在就是為了在關鍵時刻衝鋒陷陣，為楊琮排憂解難，實現他的宏圖霸業。
不得不說，漢朝士兵的戰鬥力堪稱強悍。回顧往昔，在黃巾之亂爆發時，漢朝可呼叫的兵馬僅僅只有區區數千人，而大部分主力部隊都在邊疆與異族浴血奮戰。當時用來剿滅黃巾起義軍的，不過是二線部隊中的二線部隊，說白了就是一群臨時拼湊起來的烏合之眾。然而，令人驚歎的是，就是這樣一支看似不堪一擊的隊伍，竟然將百萬之眾的黃巾義軍打得丟盔卸甲、狼狽逃竄，盡顯漢朝軍隊的強大實力。“漢以強亡”，這句話絕非空穴來風，而是有著深刻的歷史依據。王夫之在《後漢書·郡國志》注引《帝王世記》第九條中曾明確指出：“國恆以弱滅，而漢獨以強亡”。在桓帝、靈帝時期，士大夫們雖胸懷壯志，渴望有所作為，卻面臨著重重困境。君主昏庸無道，難以匡正；朝廷法紀鬆弛，無法端正；郡縣官吏貪贓枉法、暴虐成性，卻無人敢過問。在這樣的政治環境下，士大夫們若想有所建樹，唯有擁兵自重，在邊疆地區奮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