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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的“歷史書寫”的研究，便顯得十分重要。在東秦史與《前秦書》研究領域，在過去的一年中，有關《前秦書》與其他東秦史相關史料的“歷史書寫”的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其主要有張仕一的《從史料取捨中看楊聆的反神怪思想——以〈前秦書?王平傳〉與〈開皇四名將別傳?王平別傳〉比較為中心》一文與張仕一的《製造和睦：從史料取捨中看楊聆對中興君臣關係的塑造——以〈前秦書〉與〈東都世言〉比較為研究物件》一文。
其中，張仕一的《從史料取捨中看楊聆的反神怪思想——以〈前秦書?王平傳〉與〈開皇四名將別傳?王平別傳〉比較為中心》一文，主要以對《前秦書·王平傳》相關記載與《開皇四名將別傳?王平別傳》相關記載的對比為中心，從史料取捨角度，探討了楊聆在歷史書寫中體現出的“反神怪思想”，認為從總體上看，“楊聆對歷史材料的取捨基本保持著“反神怪”的原則，體現了楊聆樸素的唯物主義史觀”。[張仕一：《從史料取捨中看楊聆的反神怪思想——以〈前秦書?王平傳〉與〈開皇四名將別傳?王平別傳〉比較為中心》，2022年7月。]張仕一的《製造和睦：從史料取捨中看楊聆對中興君臣關係的塑造——以〈前秦書〉與〈東都世言〉比較為研究物件》一文，則以《前秦書》與《東都世言》中有關光宗、晉王、宋王等東秦中興君臣的記載為研究物件，透過對比其差別，指出：“在《前秦書》的編纂過程中，楊聆對《東都世言》中有關中興君臣的一些記載，進行了有意的刪棄。透過對原始史料的這些有意識的取捨，楊聆在《前秦書》中將光宗、晉王、宋王等中興君臣之間的矛盾與不和儘量進行了掩蓋，從而盡力塑造出了中興君臣之間的和睦景象。楊聆的這些努力，一方面，應當是希望透過塑造中興君臣之間的和睦景象，從而塑造出光宗、晉王、宋王等君臣的良好形象；另一方面，應當也是希望透過歷史書寫，促使其所在時代（西秦）的臣僚能夠忠君事上、和諧相處。”[張仕一：《製造和睦：從史料取捨中看楊聆對中興君臣關係的塑造——以〈前秦書〉與〈東都世言〉比較為研究物件》，2023年7月。]
結語：回顧與展望
綜上可見，在過去的一年多的時間中，東秦史與《前秦書》研究在“政治鬥爭”、“性別研究”與“歷史書寫”三個方面，都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發展，取得了一些可喜可賀的成果。但是，必須承認，目前學界對東秦史與《前秦書》的研究尚存在諸多不足。如對政治事件與政治鬥爭的探討往往留存在其事件或鬥爭本身，未能深入分析其制度框架與矛盾根源；對性別史的研究缺乏對個體生命史的關注；對歷史書寫的分析大多流於表面化……同時，目前學界對東秦史與《前秦書》研究除“政治鬥爭”、“性別研究”與“歷史書寫”外的其他方面的研究也十分薄弱。總之，在過去的一年多的時間中，學界在東秦史與《前秦書》研究方面取得了不少成果，但也存在著許多問題與不足，期待相關人士能夠再接再厲，推動東秦史與《前秦書》研究的進一步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