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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帝與聖王是東秦開國曆程中最重要的兩個人物，一個是東秦的開國皇帝，一個是東秦軍界最高領袖兼帝國二把手。可以說，東秦帝國是兩人合作共同建立起來的。
高帝與聖王這兩個人的關係，則既是君臣，又是兄弟。二人同鄉近好，早年便義結金蘭，高帝“與聖王、明王相友如兄弟，坐同席，寢相枕。”（《前秦書?高帝本紀上》）等到高帝避難北逃之時，恰好遇見了返鄉路上的聖王，於是二人一起去投奔了郝應所率領的義軍。
在投奔郝應後的第一戰——零陵之戰中，聖王策馬斬敵將於萬軍之中，三軍大震，名揚營中。但義軍郝應除了詫異聖王的英勇之外，更驚奇高帝的反應：“人皆驚畏，而王徑赴帝所在，報斬將，帝嘿然，人益奇服之。敵既亡將，潰，為郝應所破。已勝，應尋問何人，知是王所斬，又知帝之所為，乃延見，睹帝器宇非常人，受帳下督。”（《前秦書?高帝本紀上》）聖王斬將萬軍之中，“人皆驚畏”，聖王卻不顧其他，徑直走向高帝，這顯然是聖王不想獨佔英名，想透過自己服事高帝來引起人們對高帝的注意。而高帝“嘿然”，似乎認為聖王斬將是意料之中的事情，更是使郝應感到大為驚奇。可以說高帝與聖王這次配合，既造大了聖王的聲名，又凸現了高帝的形象。
聖王與高帝的默契絕非只此一例。作為高帝心腹兄弟，聖王往往能夠透過高帝的暗示，分析出高帝的心思。最明顯的體現就在於崇寧九年那次戰略的抉擇：
“九年二月，帝會諸將，問曰：“今欲北，莫若自上庸而如中原，或搗漢中而取關右，宜何者？”諸將皆以為，若入川者，又須奪關右，難也；從上庸發，直搗中原，兵可不日近雒都，易也，且若擊川秦，孤軍而行，發上庸，與郝應可合。
帝時欲圖蜀中，以是嘿然不應，王知帝心，乃建言曰：
“今兄臺已取三郡，自可獨成一業。雖兵馬不足四萬，而宿將精兵，非不可假以成事。若道上庸，雖沮少，而必附於郝將軍，彼眾而我寡，則仰人鼻息，君上有龍虎之志，豈可委質於他人，此一也。
中原與荊襄相連，使我取之，安能不為郝將軍所內？若克定川秦，則益雍皆為我所有，夫此天府之國，若據之，北可圖晉涼，東可入中原，進可輝揚大義，退可固關自守，此天所以成君上之業也，闔棄之？此二也。
夫梁百足之蟲，死而不僵，若我兵出上庸，偪中原，指雒都，其必傾天下之兵以鬥，我寡而敵眾，安能必勝？然若我入川蜀，任郝將軍擊中原，則梁必虛西兵以東鄉，我可收益雍如探囊，此三也。
觀此三者，則入川為上，而出上庸為下矣，竊為君上謀也。”
帝大悅，拊之曰：“此吾高遼也。”諸將盡以為然，遂繼西討，王仍從鬥戰。”——《前秦書?聖王本紀上》
高帝此時已有自立之心，因此心中必然是希望走川蜀而非上庸。諸將皆為武夫，不明高帝之心，但當聖王察覺到高帝“嘿然不應”時，作為多年的手足兄弟，聖王體會到了高帝的心志，於是隨機應變，現場向諸將分析了應該入蜀的三點原因，說服了諸將。根據當時情況，聖王是在沒有提前準備的情況下，臨場發揮，對進軍戰略進行分析，可以說，這段分析一方面體現了聖王的戰略智慧與隨機應變能力，另一方面也體現了聖王對高帝心思的把握與二人間的默契。後來高帝得到郝應的封書時，產生了自立為王的想法，也是透過給聖王眼神，來使聖王提出這個想法的：“帝既得書，諸將稱喜，帝面無色，罷退諸將，留王、明王、管恪。帝目王，王意之，曰：“夫川蜀王者之地，未嘗不可以稱制也，今君上已並八郡，帶甲六萬餘，又據天府之地，何必委身於魏？”明王、恪然之，帝遂喜。”（《前秦書?聖王本紀上》）
如果說聖王能夠看懂高帝的心思，是聖王單方面對高帝的忠心，那麼高帝對聖王的信任，使二人間的君臣關係更加顯得融洽。在創業初期，高帝對聖王的建議言聽計從，無論是嘉魚之戰，還是江陵之戰，高帝都採用了聖王的計劃，甚至在江陵之戰這場關鍵性戰役中，高帝對聖王採取了“盡以委君”的信任。
高帝獨立創業後，無論是進攻關中的時機，還是進取山東的行動，都諮詢採納了聖王的建議，並且在東出函谷之後，乾脆將長安與關中都託付給了聖王，而聖王也沒有辜負高帝，平定郭孝成、消滅馬隆、治理關中、供給軍糧，為在山東轉戰的高帝提供了穩定的大後方與源源不斷的資源補給。
其實，高帝對聖王的信任還體現在一件可能並不惹人注意的事情上——收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