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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案發前遣走了死者的保鏢。)
&esp;&esp;由於這一系列重大的“人事變化”,“科沙·諾斯卓”的老闆委員會決定召開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來自全美各地及義大利、古巴、波多黎各等國,代表0多個家族的100多名老闆、二老闆和他們的保鏢們將聚集在紐約州北部一個叫做阿帕拉欽的小鎮。1957年11月14日,與會者尚未到齊,那接踵而至的黑色禮賓車便引起了當地警方的注意,並迅速驚動了州警署,從而導致0多名黑手黨上層人物被捕。
&esp;&esp;“讓我來告訴你我們這些下層的人對這次事件的看法。”瓦拉奇說,“如果是一些兵士遇到了這樣的事,你可以想象那幫當官的會說些什麼樣的風涼話。而他們自己呢,據說當時一個個像兔子一樣在樹林子裡亂竄,鈔票被扔得遍地都是,因為他們不想讓警方發現他們身上有那麼多的錢,有的人把槍也扔掉了。就這麼一幫子懦夫膽小鬼,平日裡還人模狗樣不厭其煩地教導我們要尊重他們。開什麼玩笑!”
&esp;&esp;1957年對約瑟夫·瓦拉奇也同樣的流年不利。
&esp;&esp;首先是“麗都”的酒牌被吊銷了。據安東尼·本德爾的訊息來源,自1954年起,聯邦毒品局就一再敦促紐約州菸酒管理局重新審查“麗都”的營酒牌照。到1957年年初,牌照的註冊主人安東尼·露其亞諾被警方傳訊,“麗都”於是失去了酒牌。改成比薩餅屋後,營業額一路下滑,入不敷出,不久便被掛牌廉價出售。用瓦拉奇總掛在嘴邊的一句話形容:“沒有酒牌,一文不值。”
&esp;&esp;緊接著,展望服裝廠的執行老闆馬蒂去世,在稽核賬目清理財產時發現,馬蒂生前大量逃稅,結果廠房機器等物均被稅務局查封。“幸虧所有的稅表上都沒有我的名字。”瓦拉奇後來回憶說,“你們都說我們這些黑道人物是不法分子,看看不沾黑道的馬蒂之輩都幹了些什麼!”
&esp;&esp;一下子被切斷了兩條最主要的財源,瓦拉奇慌不擇路,冒險幹起了毒梟的買賣。他從家族內其他人手裡批次購進海洛因,再批發給家族外各個有組織的街頭毒品販子。替他送貨的小夥子便是後來在亞特蘭大聯邦監獄和他睡鄰床的繞夫·瓦格納。“一位新澤西州的熟人介紹他來我這兒,說他是個好孩子,手腳勤快,我很中意他。他抽空幫我幹了不少活,刷油漆什麼的。他特別想倒賣毒品,所以我就給他派了跑腿的活兒。他還特想加入‘科沙·諾斯卓’,但是不行,因為他是混血兒,一半義大利,一半日耳曼。”
&esp;&esp;瓦拉奇太專心致志於發展自己的生意,以至於連維克多·靳諾萬斯的被捕和判刑都沒有注意到。他聽到這個訊息是因為有人給他傳達指示,要家族成員們尋找並做掉一位可能為公訴方出庭的證人。這位名叫那森·堪德羅普的證人得到了警方的嚴密保護,並在法庭上成功地指控了維克多·靳諾萬斯的“策劃販毒陰謀罪”。1965年,那森主動要求離開警方的保護地點,不久便不明不白地死在了一家酒吧裡。
&esp;&esp;1959年5月的一個晚上,我剛好在家。8點左右,約翰·福爾曼的老婆打來電話,她用暗語對我說,他們家被毒品局查抄了。約翰·福爾曼是一個黑人團伙的頭兒,我的下家。後來我才知道,約翰的兒子稀裡糊塗地賣了磅貨給一個毒品局的便衣。
&esp;&esp;我抓了幾件衣服什麼的,開車躲進了布郎克斯一個情fu的公寓裡。我前腳剛走,毒品局的人後腳就到了。
&esp;&esp;瓦拉奇從此四處流亡東躲西藏,最後落腳在紐約州鄉間的辛普森維爾。“11月中旬的一天,替我打點自動電唱機的小夥子沙利說,繞夫·瓦格納到處找我。我給了沙利一個公用電話亭的號碼,讓繞夫星期五晚上11點打過來。”“星期五晚上,我正在等電話,黑暗中突然躥出幾個警察……”
&esp;&esp;1960年4月,約瑟夫·邁可·瓦拉奇因多起毒品走私案數罪併罰,被判處有期徒刑15年。在此之前,他已安排將房子等私人財產盡數轉到妻子梅爾卓名下,從此與家人再無聯絡。
&esp;&esp;四個月後,聯邦毒品局再次將他從亞特蘭大聯邦監獄押解回紐約,又有幾項新的販毒罪在等著他。
&esp;&esp;在紐約的一年多里,毒品局和警方反覆提審瓦拉奇。其間,據瓦拉奇自己說,他確實供出了一些與毒品走私有關的人和事,但絕對沒敢出賣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