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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告訴法庭，你在星期二那天都去了什麼地方？”
&esp;&esp;“星期二的白天我在紐約市裡。”
&esp;&esp;“哪兒？”
&esp;&esp;“具體的我記不太清了。我想我去過泛美航空公司辦公室，也許是大陸航空公司。有一段時間我在洛克菲勒中心。然後，據我所能想起來的，我去了一趟牙醫那裡。”愛德華·雷立最初的想法只是試一試林勃的記憶力，但這段對話當時就引起了人們的議論：林勃上校怎麼可能不記得兒子被綁架那天所發生的事？
&esp;&esp;在第二天的《紐約時報》頭版，林勃作證的訊息被排在羅斯福總統向全國的年度講話之前。
&esp;&esp;當小林迪的保姆蓓蒂出庭的時候，愛德華·雷立以為他的機會終於來了。他對蓓蒂所說的每一句話都加以剖析攻擊，好像她才是本案的真兇。這是雷立辦案的特點和特長，在他多年的律師生涯中屢試不爽，並使他獲得了“進攻型防守”的聲譽（英文中的“辯護”——defend——也有“防守”之意）。但是現在，這一招卻不再靈驗。雷立因為“故意刁難”證人而引起陪審團成員的不滿。
&esp;&esp;這就是那場“世紀審判”中的情景。在觀眾的眼裡，公訴方和被告方就像舞臺上的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前者的發言經常博得眾人的喝彩，而後者卻灰溜溜的，不管說什麼都引起大家的反感。
&esp;&esp;除米拉德·懷特以外，公訴方還傳喚了另一位證人作相似的陳述。86歲的阿曼杜·霍奇瑪住在菲塞貝德巷的拐角附近，在那裡，從查理窗下延伸的腳印被兩行車轍所代替。這位證人說，19年月1日上午，他看見一輛裝有摺疊梯子的墨綠色轎車在菲塞貝德巷他家的門口拐了個彎兒，然後順著小路朝林勃莊園駛去。赫普曼的車輛登記資料表明，他的那輛深藍色道奇轎車曾經是墨綠色的。霍奇瑪還說開車的人朝他看了一眼，並指認被告席上的赫普曼就是那位司機。
&esp;&esp;正在此時，法庭內的燈光突然熄滅。黑暗中愛德華·雷立大聲地說：“這是謊言冒犯了天威！”但是在交叉取證時，被告方並沒有如人們期待的那樣，質疑這位八旬老翁的視力。事實上，早在19年6月，阿曼杜·霍奇瑪因患有嚴重的白內障而被診斷為法律意義上的失明，即他視力減退的程度使他可以享受聯邦政府為失明者提供的福利。但不知何故，這張診斷證明直到本案審判結束之後才被人發現。
&esp;&esp;赫普曼家的一位鄰居作證說，那年月，赫普曼夫婦去了什麼地方回來時，赫普曼的一條腿被摔傷了，走路一瘸一拐的。一直坐在旁聽席上默不作聲的安娜·赫普曼此時失聲叫道：“你撒謊，阿契巴赫太太。”法官托馬斯·特理查正告安娜，不可在肅穆的法庭上作如此舉動。安娜為自己的行為道了歉，然後哽咽著說：“但有的時候我實在是覺得無法忍受。”
&esp;&esp;撒謊的人還不止這些。原先相信赫普曼不曾寫過贖金索取信的筆跡鑑定專家阿爾伯特·奧斯波在法庭上作證說赫普曼是這些信的作者。他的翻供成了報紙關於本案的又一則頭條新聞。除他之外，還有三位筆跡和檔案鑑定專家為公訴方出庭。
&esp;&esp;當時社會上有流言說，在樹林裡發現的嬰兒屍體實際上並不是小林迪。那位驗屍的殯儀館主任基本上不具備法醫學方面的經驗，他甚至連死者的年齡和身高都未加說明，其檢查結果自然不能作為正式的驗屍報告呈交法庭。關於這一點，被告首席律師愛德華·雷立又做了一件令眾人驚異不已的事。公訴方傳喚了數位證人出庭，無非是想證明那具屍體確實是小林迪，而雷立居然沒有就他們證詞中的若干漏洞向這些證人提問。當他宣佈說被告方對此毫無疑問時，赫普曼的另一位辯護律師羅伊德·斐歇爾起身道：“你這是存心要把赫普曼送上電椅！”然後憤然離去。
&esp;&esp;由於約翰·康頓博士在警署辨認赫普曼時並不是十分地肯定，公訴方也無法預料他將在法庭上提供什麼樣的證詞。那天到庭旁聽的人特別多。康頓博士在證人席上宣誓之後，先向陪審團講述了他多年的教書生涯，然後由戴維·韋倫茲以提問的方式引導他回顧了19年4月日在雷蒙德公墓的冒險經歷。韋倫茲接下來問，誰是“墓地約翰”？康頓答曰，“墓地約翰”與布魯諾·赫普曼是同一個人。話音剛落，記者們蜂擁而出，不到十分鐘，康頓的證詞透過電話和電報傳遍全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