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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他剛來時就聽說了。他們不僅敢在看守的眼皮子底下給老頭子開小灶，也敢明目張膽地往飯盒裡擱砒霜。瓦拉奇甚至不敢去洗澡，連上廁所也是小心翼翼左顧右盼。又是差不多一宿沒閤眼，瓦拉奇覺得頭重腳輕，走起路來就像一個機器人，因為飢餓，因為沒睡覺，更因為緊張。他儘可能遠離人群，但又不敢靠角落太近。就在他神經兮兮的時候，據瓦拉奇備忘錄的敘述：
&esp;&esp;我忽然看見三個人正盯著我交頭接耳，他們離我大約50碼，然後開始向我這邊走來。
&esp;&esp;我慢慢地後退，一邊看了看身後。那堆垃圾旁邊的地上有一根鐵管。我彎腰去撿鐵管，聽見有人在離我很近的地方說：“哈羅，約瑟夫。”我抬眼看時，那人已經轉過身，好像正在和那三個人打什麼手勢。他的背影太像約瑟夫·狄坡勒摩了。
&esp;&esp;…………
&esp;&esp;典獄長在禁閉室門上的小視窗亮出一張照片，問：“你認識他嗎？”我說：“不。”他說：“是嗎？他就是你打傷的人。”
&esp;&esp;我一下子墮進了雲霧山中。
&esp;&esp;兩天後，那個被瓦拉奇誤傷的名叫約翰·約瑟夫·紹普的倒黴蛋死在了醫院裡。他犯的是盜竊郵件和偽造檔案罪，與黑手黨全無關係。
&esp;&esp;聯邦調查局特派員詹姆斯·福林後來認為，這起“誤殺事件”促成了瓦拉奇一生的轉折。“瓦拉奇對他所做過的事情從來沒有後悔過，只除了這一次。他絕對不能原諒自己錯殺了一個不相干的人，這在某種程度上動搖了他多年的信念、意志，可能還有自尊和自信。倘若那天他殺掉的確實是一個企圖襲擊他的黑手黨人，就像他真正打算做的那樣，恐怕就不會有後來的瓦拉奇備忘錄了。”在聯邦調查局負責審訊的官員中，詹姆斯·福林和瓦拉奇相處的時間最長，他深得瓦拉奇的信任，成了他無話不說的“知己”。
&esp;&esp;瓦拉奇終於離開了亞特蘭大聯邦監獄。在等待約翰·紹普兇殺案審判的同時，他透過法庭為他指定的律師們再次與紐約方面聯絡。7月17日，亞特蘭大法庭以“故意殺人罪”判處瓦拉奇終身監禁。同日，聯邦毒品局出面將他秘密遞解回紐約，用“約瑟夫·迪馬可”的化名關押在西徹斯特地區監獄的隔離區。
&esp;&esp;約瑟夫·瓦拉奇是鐵了心要和“科沙·諾斯卓”作對了。其實在他的心目中，那個龐大的黑社會組織已經被具體化為“老頭子”維克多·靳諾萬斯這樣一個實實在在的仇人。在他的言談中常常可以聽到諸如此類的話：“我反正已經活膩了。但凡我在這個世界上多混一天，就要給維克多那個老小子多添一分堵。”或者，“我這可不是在出賣誰，是維克多不仁不義，是他先背叛了我。”或者，“你不是一直都對那些老闆們不服氣嗎？現在你就可以毀了他們。”很明顯，瓦拉奇“決定與聯邦政府合作”的真正目的，是要報復他原先的主子們。
&esp;&esp;但他有的時候又很消極悲觀：“我是什麼人？一個小兵卒子。誰會聽我的？誰會相信我？”“我坐在這裡跟你們講這些有什麼用？‘科沙·諾斯卓’太龐大了，它的地盤遠遠超出了美國，它整個就是一個‘第二政府’。”
&esp;&esp;不管怎麼說，在瓦拉奇不間斷地噴雲吐霧的過程中——在被提審期間，他每天要抽掉包駱駝牌香菸——聯邦毒品局從瓦拉奇嘴裡獲得了比他們所預料的多得多的情報。一旦審訊和交代的內容超出了毒品走私的範圍，早有風聞的聯邦調查局便迫不及待地插手進來。到196年9月底，瓦拉奇已經被完完全全地置於聯邦調查局的“監護”之下。詹姆斯·福林和他的同事們每週四次到西徹斯特監獄提審瓦拉奇，每次三至四個小時。
&esp;&esp;與瓦拉奇打過交道的官員們都說，瓦拉奇有著驚人的、攝像機般的記憶力，他對許許多多往事的印象堪稱“記憶猶新”，他在述說過程中幾乎從未弄錯過諸如姓名、時間、地點、前因後果等等細節。根據瓦拉奇備忘錄所提供的第一手——瓦拉奇本人親歷的——和第二手——“那小子告訴我的”——材料，聯邦調查局和紐約警署先後澄清了幾十件懸置多年的冷案。
&esp;&esp;聯邦調查局對瓦拉奇的審訊調查持續了將近一年。這期間，瓦拉奇“叛變”的訊息傳到了“科沙·諾斯卓”內部，幾個家族為瓦拉奇的人頭聯合標出10萬美元的價格。追究起來，皆因聯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