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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寬媽從品字形的最上面一層開始往下掃,先用竹刷把刷,再用抹布再抹一次,這樣看起來就很乾淨了,刷到第二個臺級時候,陶寬爺爺回來了,手裡拿著曬了的棕樹皮,只看到陶寬爹在掃垃圾,就問:你媳婦呢,陶寬爹努了努嘴,陶寬爺爺順著陶寬爹努嘴的方向看去,看到陶寬媽正在刷灶臺的的第二個臺級,就連忙呵止住:你下來,這個我來,陶寬媽也不知道所以然,依然在那裡抹,嘴裡說著,沒事,我能抹乾淨的。陶寬爺爺看著陶寬媽沒有止住的意思,就走了進來,臉上有些沉不住氣了,聲調也高了些:叫你下來就下來,你到其他的地方去掃,灶司公女人不能碰,得男人來做。陶寬媽這才明白,不是掃得乾淨不乾淨的問題,而是自己是女人的身份的問題,外國人的教堂多,中國人的社公多,信仰不一樣,文化也不同,社公是陰間最小的機構,類似我們現在的村部吧,保著一方的平常。同樣的,一個家庭也有一個神位,除了敬祖先以外,那就是灶司公了。灶司公管著一家的平安,是聯絡地上的人家和天上的信使,這也是我們道教的切入點,雖說是迷信,但也讓人覺得自己在做事的時候,有些管制,不至於做傷天害理的事來。道教認為:灶司公每天給每家做著統計,這家人做了什麼積德的事,做了那些害人的事,都記著,等到了年底的臘月二十三日,就得去天堂是彙報你這一家人的功過是非。所以,農村人到了臘月二十三日這一天,都會做個小儀式來祭灶司公,順便買些糖塗抹在灶司公的神位上,祈求灶司公能上天都說好話。其他的地方怎麼搞,不知道,但在銀井灣和它方圓四五十里的地方是這樣做的,陶寬爺爺對這樣的事也極其的虔誠,他認為灶司公是不能褻瀆的,女人是不能碰的。陶寬媽也還是第一次當家做主,她並不知道那個東西有多神聖。她在孃家可能就沒有像老陶家這樣虔誠的禮敬這樣的神。可謂無知者無罪,陶寬爺爺卻在心裡有些顧忌了。到現在我們看來,天上沒有天堂,更沒有神仙,有著都是深邃的太空,人類都能在太空建立歇腳的地方了,能有灶司公這樣的信使嗎,但擱在上世紀的六十年代,人民還是很相信的,他們不知道什麼星球大戰,更不知道哈勃望遠鏡能看到多遠,他們只知道銀井灣周圍這一大片的天空,就連陶寬爺爺年輕外出的時候,也只能看到縣城的光景,而那時候的縣城也一樣和銀井灣一樣的敬神敬菩薩。雖然那時候也有破四舊的運動,但山高皇帝遠,那些運動並沒有波及銀井灣這樣偏僻的山村。而留給陶寬爺爺最好的回憶是他小時候,能在臘月二十三這一天,能嚐到甜蜜的糖。在沒有砂糖以前,農村裡是做米糖的,拿米去換,陶寬爺爺也繼承了他的先輩們所留下來的傳統,只不過在老陶家比其他的人家更虔誠罷了,也許是糖的因素,也有可能是陶寬爺爺本來就更信灶司公這樣的神。不管家裡有多窮,再怎麼的,灶臺還是要有的,沒有了灶臺就談不上吃飯的問題,有了灶臺就有了煙囪,有了煙囪就有了灶神的神位,也有了家裡的道德的約束和對神的敬畏,有了敬畏,人心才能平靜,才能不去害人,這也許是道教教化的作用,也是道教在農村能夠生存的土壤。每家人在砌灶臺的時候,都會給砌灶臺的師傅煮幾個蛋,一則是為了讓砌灶臺的師傅能拿出手藝來,讓灶臺砌得好燒又省柴火,有了一個能省柴火的灶臺,家裡人可能就輕鬆很多。二則是能讓砌灶臺的師傅能把灶臺砌得更牢固些。一家人只有一個灶臺,也不能說不好燒的就推倒了再砌一次。一個是經濟不容許,再個就是有個灶司公這樣的神位立在那裡。南方的農村裡,在砌灶臺的時候,就把灶神安放在灶臺的第二個臺級上,講究的人家,會吩咐砌灶臺的師傅在砌灶臺的時候,會在第二個臺級上,砌上個桃形的土臺子,桃形葉柄部位留個小孔,是插香的地方,這樣既美觀又實用,題顯出主人家的審美觀,也承載著主人家長壽的美好願望。簡單點的就做個小窩窩,留著插香就可以了,到了解放後,農村裡就有了更新的方式,做個五角星,這樣既顯得自己跟上了時代,又能沒有忘記黨的恩情。有了第一家這樣做,就會有第二家這樣做,能做五角星的砌灶臺的師傅就變得更吃香,在某些程度上說,這也是學會變通的結果。而透過這些,也提現了黨在人民的心裡紮下了根。老陶家的灶臺是以前留下來的,既沒有桃形,也不是五角星形,只是簡單的一個小窩窩,能插下香就可以了,也許它的不突出,致使陶寬媽沒有看到。南方農村的說法,如果哪家人運氣不好的,碰到什麼天災人禍,或者是倒黴的事,人家都會說:那家人倒灶了,可見,灶臺對於一家人有著多麼重要的作用。一般來說,道聽途說的:什麼地方什麼時候,什麼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