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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次聚會上，我認識了一位叫王逸飛的學長，他來法國已經有一段時間了，對這裡的情況很熟悉，也頗有見識。
他語重心長地對我們說：“同學們，咱們來法國可不容易，一定要珍惜這機會，多學本事，多瞭解這西方的社會制度、思想文化，將來回國才能更好地改變咱們國家的面貌啊。”
我們都紛紛點頭，覺得他說得很有道理，心中也更加明確了自己的努力方向。
在法國的日子裡，我們不僅要面對工作和學習的壓力，還要應對一些法國人對中國人的偏見和歧視。
有一回，在工廠裡，一個法國工人故意找茬，嘲笑我們中國人幹活慢，還說了一些難聽的話。陳啟明氣得就要和他理論，我趕忙拉住他，說道：“啟明，別衝動，咱們現在在這裡代表的是中國青年的形象，和他爭吵也解決不了問題，咱們要用實際行動證明咱們不比他們差。”
陳啟明咬著牙，狠狠瞪了那法國工人一眼，然後轉身繼續幹活，那一天，我們都憋著一股勁兒，幹得比往常更快更好，讓那些原本瞧不起我們的人都刮目相看。
就這樣，我們在法國一邊勤工，一邊儉學，日子雖然艱苦，但每個人都在不斷成長，心中的那份愛國之情也愈發濃烈，都盼望著早日學成歸國，為祖國的建設貢獻自己的力量。
在這同一時期，世界其他國家也有著各自的情況，且與1920年赴法勤工儉學潮有著諸多關聯與可比之處。
在英國，當時正處於一戰後的恢復與調整階段，工業生產雖在逐步復甦，但社會矛盾依舊突出，工人階級為爭取更好的工作條件和薪資待遇，罷工運動此起彼伏。英國的教育體系相對完善，國內的青年學子更多是在本土的學府中接受系統的教育，雖也有一些留學交流活動，但規模遠不及中國赴法勤工儉學這般熱烈，且英國青年留學多是基於學術深造、拓展視野等個人發展層面的考量，不像中國青年那般懷揣著救國圖存的沉重使命，體現出不同國家青年留學目的與背後社會背景的差異，英國重個人發展導向的留學模式，中國則是救國使命驅動的留學模式。
在法國，其作為一戰的主要戰勝國之一，戰後在國際上的地位有所提升，國內的工業、文化等領域都在蓬勃發展，吸引著各國青年前來學習交流。然而，法國社會本身也存在著階層分化等問題，貧富差距較為明顯。對於中國赴法勤工儉學的青年來說，一方面能接觸到先進的工業技術和思想文化，可另一方面也面臨著融入當地社會、應對社會不公等諸多挑戰，與法國本土青年在相對熟悉的環境中成長、發展形成對比，體現出不同國家青年成長環境與面臨問題的差異，法國本土青年依託熟悉環境發展，中國赴法青年則在異國他鄉艱難探索以求發展。
在德國，一戰後的德國遭受了沉重的打擊，面臨著鉅額的戰爭賠款以及領土被分割等諸多困境，國內經濟萎靡不振，通貨膨脹嚴重，百姓生活困苦不堪。在這樣的背景下，德國的青年們更多地關注國內的經濟重建和民族復興，出國留學的人數相對較少，即便有部分外出求學的，也是側重於學習那些能幫助德國儘快恢復經濟、增強國力的專業知識，與中國青年赴法勤工儉學追求救國真理、全面學習西方以改變國家命運有著不同的側重點，體現出不同國家青年在不同國情下求學方向的差異，德國重國內復興導向的求學模式，中國則是全方位借鑑西方以救國的求學模式。
在俄國，當時正處於十月革命後的社會主義建設初期，國內正大力推行新的經濟政策，努力恢復和發展經濟，整個國家充滿著新生的活力與希望。俄國的青年們積極投身到社會主義建設之中，參與到工廠、農場的建設和生產中，接受著社會主義思想的教育和薰陶。與中國赴法勤工儉學青年前往資本主義國家尋求救國道路不同，俄國青年在本國的社會主義實踐中探索國家發展之路，體現出不同國家政治制度與青年發展道路選擇的差異，俄國青年立足本國社會主義建設發展，中國赴法青年則寄望於借鑑資本主義國家經驗來救國。
在日本，明治維新後日本國力迅速增強，在亞洲處於領先地位，其國內教育也得到了大力發展，培養出了一批具有現代知識和技能的人才。不過，日本當時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