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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中國依舊被黑暗與混亂所籠罩，內憂外患的狀況猶如重重陰霾，壓得人喘不過氣來。北洋軍閥混戰的戰火仍在廣袤的國土上肆意蔓延，百姓們流離失所，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朝不保夕。經濟上，民族工商業在軍閥的橫徵暴斂以及列強經濟侵略的夾縫中艱難掙扎，傳統農業更是千瘡百孔，饑荒時有發生，整個國家的經濟瀕臨崩潰的邊緣。
然而，在思想文化領域，新思潮卻如星星之火，漸成燎原之勢。新文化運動的餘波還在盪漾，民主與科學的觀念深入人心，更為重要的是，馬克思主義經過前幾年的傳播，已經在眾多進步青年和有識之士心中紮下了根，各地的共產主義小組如雨後春筍般紛紛湧現，為中國共產黨的正式成立奠定了堅實的組織基礎和思想基礎。
據當時的歷史文獻資料記載：“辛酉年，時勢艱難，然曙光已現，各地共產主義小組齊聚，共商建黨大計，中共一大遂於滬上隆重召開，此乃開天闢地之大事，為中國革命啟新程，引方向也。”可見，中共一大的召開，在這混沌的時代背景下，宛如一盞明燈，照亮了中國未來革命的道路，承載著無數中華兒女對國家獨立、民族解放的殷切期望。
葛明，時年五十出頭，是一位充滿熱忱、意志堅定的革命志士，性格沉穩且極具責任感。早年投身於進步思想的傳播活動，在接觸到馬克思主義後，便被其深邃的理論和對社會變革的強大指引力所深深吸引，義無反顧地投身到共產主義事業之中。憑藉著自身的學識和在進步團體中的影響力，他積極參與各地共產主義小組的活動，為建黨事宜四處奔走忙碌。
年初，葛明身處北京。彼時的北京，雖作為古都有著深厚的文化底蘊，但在軍閥的統治下，也處處透著衰敗與壓抑的氣息。街頭巷尾，人們談論的多是戰亂帶來的苦難以及對未來的迷茫。葛明卻無暇顧及這些，他正忙著與北京的共產主義小組成員們一起，為即將召開的中共一大做最後的準備工作。
他們頻繁地在一些隱蔽的場所集會，或是偏僻的四合院，或是學校的偏僻角落，商討著參會代表的推選、會議議程的擬定以及如何確保會議安全等諸多重要事宜。
“這次大會意義非凡，關乎著咱們黨的未來走向，必須要萬無一失啊。”葛明在一次小組會議上神情嚴肅地說道。
“是啊，葛大哥，可現在局勢這麼緊張，軍閥的眼線到處都是，咱們可得小心謹慎。”一位年輕的同志附和道。
葛明點了點頭，他深知其中的風險，畢竟共產黨的活動一直是北洋軍閥政府和列強眼中的“洪水猛獸”，一旦被發現，後果不堪設想。於是，他主動承擔起了聯絡各地代表以及安排代表赴滬行程的重要任務。
葛明透過秘密書信和可靠的交通員，與上海、長沙、武漢、廣州等地的共產主義小組取得聯絡，告知他們會議的相關安排，並叮囑代表們要注意隱蔽，分批前往上海。在這個過程中，他遭遇了不少波折。
有一回，葛明派去給長沙的代表送信的交通員，在途中遭遇了軍閥的盤查。交通員機智地將信件藏在了鞋底，才躲過一劫。當葛明得知這個訊息後，不禁捏了一把冷汗，他更加謹慎地安排後續的聯絡工作，對每一個環節都反覆叮囑，確保不會再出現類似的情況。
隨著各地代表陸續啟程前往上海，葛明也踏上了南下的路途。他懷揣著對未來的憧憬與忐忑，深知此次會議的成敗對於中國革命的重大意義，一路上，他都在心中默默思索著會議可能會面臨的各種情況以及應對之策。
當葛明抵達上海時，這座繁華的都市表面上依舊車水馬龍、燈紅酒綠，可在那繁華背後，卻隱藏著無數的危機與暗流。他與先到的幾位代表會合後，便立刻投入到會議的籌備工作之中。
他們選定了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號（今興業路76號）作為會議召開的地點，這裡相對隱蔽，且有一定的掩護條件。葛明和其他同志一起，將會場簡單佈置了一番，擺放好桌椅，準備好茶水，力求營造出一個相對安全且適宜討論的環境。
1921年7月23日晚，中共一大正式開幕。葛明懷著激動的心情，與其他代表們一同走進了會場。昏暗的燈光下，來自各地的13位代表齊聚一堂，他們有的是學識淵博的知識分子，有的是深入工農群眾的活動家，雖然身份不同，但每個人的眼神中都透著同樣的堅定與熱忱，那是對共產主義事業的無限忠誠和對改變國家命運的強烈渴望。
會議開始後，先是由張國燾主持，他向大家介紹了會議的大致議程和目的。接著，各地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