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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作為宋代理學的集大成者，其哲學思想體系宏大且深邃，深刻影響了中國後世的學術發展與文化傳承，以下為其主要哲學思想的詳細闡述：
“理”作為宇宙萬物本原
朱熹構建其哲學體系時，將“理”置於核心地位。“理”被視作宇宙萬物的根源與依據，它超脫於自然和社會現象之上，屬於形而上的存在範疇，具備永恆性與絕對性。以自然界中的圓形物體為例，朱熹認為存在著一個抽象的、完美的“圓形之理”，世間所有實際存在的圓形物件，諸如車輪、碗口等，皆是對這一“圓形之理”的具體模仿和外在體現。從社會倫理層面來看，“理”同樣是儒家倫理規範的根本來源。像“仁、義、禮、智”等道德準則，便是“理”在人類社會倫理關係中的具象化呈現，是人們在社會生活中應當遵循的行為規範和道德準則。並且，朱熹主張“理”在人身上的體現即為“性”，人之所以本性善良，正是因為人先天稟受了天理，天理賦予了人善良的本性和道德的潛能，這是人性的本質所在。
“氣”與萬物的生成關係
在朱熹的哲學體系中，“理”雖為萬物本原，但需藉助“氣”來實現萬物的生成。“氣”屬於形而下的範疇，是構成物質世界的具體材料和基礎元素。宇宙間的萬事萬物，皆是由“理”與“氣”相互結合而產生的。比如山川河流、花草樹木等自然事物，皆是“理”寓於“氣”之中，透過“氣”的凝聚、變化以及不同的組合形式，從而形成了豐富多彩、形態各異的具體物質存在。同時，朱熹指出“氣”存在清濁、偏正的差異，這種差異導致了萬物在性質、形態以及發展變化等方面呈現出多樣化的特點。人在稟受“氣”的過程中，由於所稟受“氣”的清濁、偏正程度不同，人的資質、才能以及性格等方面也會產生相應的差異。然而，這並不改變人性本善的本質特性，因為善的根源在於“理”，人先天所稟受的“理”決定了人性的善，而“氣”的差異只是造成了人在後天表現上的不同。
格物致知的認識論思想
朱熹的認識論中，“格物致知”是關鍵環節。“格物”，即要求人們主動去接觸和深入研究周圍的事物，透過對具體事物的細緻觀察、分析和探究，努力去發現和理解事物內部所蘊含的“理”。例如，當人們對竹子進行研究時，透過觀察竹子的生長過程、結構特點、生態習性等各個方面，試圖從中領悟到自然之理，這就是“格物”的實踐過程。而“致知”則建立在“格物”的基礎之上，是對透過“格物”所獲得的知識進行進一步的深化、整合和擴充，從而逐漸實現對先天存在的“理”的全面把握和深刻認識。朱熹認為，人們需要持續不斷地窮究事物之理，經過長期的積累和思考，最終達到一種豁然貫通的境界，此時便能清晰地認識到天理的全貌和內在邏輯關係，實現對世界本質的認知昇華。
心性論的內涵與修養方法
朱熹在心性論方面提出了“心統性情”的重要觀點。他認為，“心”作為一個主體概念，涵蓋了“性”與“情”兩個方面。其中，“性”是“心”的本體，是天理在人心中的內化體現，其本質是至善無惡的；而“情”則是“心”的作用和表現形式，是“性”的外在發用，“情”的表現具有多樣性，既有符合天理的善的情感，也有可能偏離天理的惡的情感。例如，當人看到他人遭受苦難時，內心自然而然產生的同情之心，這便是善的情感體現，是人的“性”依據天理而發用的結果；反之，像嫉妒、仇恨等負面情緒，則可能是受到外界因素影響而產生的偏離天理的惡的情感表現。基於這種心性論，朱熹強調修養的重要性和目標，即透過修養使“心”能夠有效地主宰“情”，確保情感的發用都能符合天理的要求。為此，他提出了“居敬窮理”的修養方法，具體而言，“居敬”要求人們在內心深處始終保持一種敬畏、謹慎的態度，時刻警醒自己的言行舉止和思想意識，避免被私慾所矇蔽；“窮理”則要求人們持續不斷地去探究事物之理，透過對天理的深入認識和理解，來指導自己的行為和修養實踐，從而逐步實現修養身心、迴歸天理的崇高境界，使自己的道德品質和精神境界得到不斷的提升和完善。
朱熹的哲學思想涵蓋了本體論、生成論、認識論以及心性論等多個方面，各個部分相互關聯、相互支撐，共同構成了一個嚴密而完整的理學思想體系，對中國古代哲學的發展產生了深遠而持久的影響，成為後世學者研究和傳承儒家思想的重要理論基礎和思想源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