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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崇禎四年二月初一。
冬日的臨清城沒有因為寒冷變得沉寂，反倒是因為南北兩地的大量旅人的流動顯得更加繁榮。
大運河裡的船隻還是緊密地駛向彼此的目的地，而大明朝也迎來了新的危機。
年初談好合作的模式之後，臨清軍便用用李文強為權益人，與臨清商會合夥辦起了第一個水泥廠和焦碳廠，名字就叫臨清新材料商號（以後省事就稱之為建築公司）。這個公司採用的是股份制，臨清軍出技術和五千兩銀子，佔到公司全部股份的四成，而臨清商會則是出錢出人佔到五成，多餘出來的一成股份是張元彪的龍虎豹兄弟，這三個人是代表張元彪，也就是張元彪那個30年專利的受理人，負責張元彪在建築公司的利益。雙方約定好了，等到30年的專利保護期結束後，這一成的股份就劃歸臨清商會所有，而基於此技術的發展出來的延伸技術，則是歸建築公司所有。至於技術的流失，張元彪的臨清軍許諾不管天涯海角，都會給偷竊技術的人或者經濟實體予以毀滅，這一點是寫在契約書上的，當然只是龍虎豹三兄弟的承諾。
臨清商會看著那些專利與分成沒啥意見的原因不是他們心地善良或者為國為民，存粹是是覺得與張元彪合作有利可圖，而那些長遠的分成與股份劃分，以及張元彪提出的財務管理計劃，他們也是覺得對自己的經營有保護作用才一概同意，簡單來說就是雙方人都擔心對方會佔自己便宜，所以條條框框約定的都很好，剩下的就只能靠契約精神和張元彪的槍炮去維護了。
本著這樣的合作模式，張元彪也放棄了龍虎豹三兄弟軍官養成的計劃，轉而把這三人都推向商業活動，因為這些事情將來都是經手大錢的買賣，深陷其中的人早晚會被這些商人腐蝕的渣也不剩，這些生意隨著時間的延伸，才能的多寡雖然會對細節造成影響，但是忠誠與否將是決定這一切的根本。
張元彪無意於自己興辦類似國企的單位去緩慢發展，因為這樣的模式在未來的歷史上已經認定為是低效的，在一個技術水平懸殊的年代可以透過技術壁壘與沒有競爭對手的傾銷達成養活那種企業，但是張元彪的技術並不是一枝獨秀的具有極大的時代差距，盲目地興建工廠與低效的管理都會最終拖垮資源本來就不多的臨清軍，更何況還要面對各種的官商勾結與地方保護，所以最簡單方法就是這樣的合營，只要臨清軍能夠一直強大下去，這樣的合作就是良性的，猶如軍閥與資本家鬼混，雙方都會隨著軍隊的擴張而變成兩種可怕的怪物。
但是這種怪物也好過被資源與錢財束住雙手的政府軍，反正未來的幾十年中反正是戰爭不斷，怪物的力量就有發洩的地方，短時間不至於自己內部反噬，只消得保持好臨清軍的戰鬥力以及抓緊對軍隊的控制，到那時候就不會出現被商人集團控制的情況，最好的結果就是在將來採用憲政體制大家坐下來搞有限的民主，失敗的結果要麼是成了軍政府一樣的軍閥一切為了軍隊吸乾這個社會的全部資源不停地對外戰爭獲取存在的價值，要麼臨清軍被肢解成大大小小的軍閥內戰不休。
達成好結果的必然條件是張元彪活著把大方向制定好，否則這樣一輛狂奔的馬車隨時都有傾覆的危險。
至於皇帝，有了軍隊加持的商會看不上皇權的崇高，有了資本注入的臨清軍也不會再考慮那些少的可憐的軍餉與大明朝末期的封建忠君信仰，也就是說，在臨清軍與商會合作模式確定之後，臨清軍就已經是個軍閥的苗子了。至於最後的忠誠方向，張元彪考慮的就是等到天下大亂北京被攻破後，扶持一個王爺或者直接抓到一個宗室搞新大明，一個階級民主的君主立憲國家，就能完美的解決一切問題。
只是距離大明王朝崩壞的崇禎十七年，還有十餘年的時間，在這麼長的時間中，只能儘量壓抑著那膨脹的實力，還需要討好臨清衛所的大人們，大筆的銀子本可以用於更有意義的建設與投資，受限於大明朝的威脅只能把大量的銀錢扔向那些**的官吏去換取安靜發展的時間。
定下了這樣的基調，張元彪就開始有計劃地去分離生產與軍事之間的關係，在崇禎四年的三月初，就與臨清商會達成了大義鎮釀酒作坊的改制，一樣的模式把伏特加和花露水的生產進行公司化經營，也是在這個月，大義鎮上的鐵匠作坊也被進行改造，原有的匠戶全部編入臨清軍成立新的鐵器作坊，與那些日本人一起搞了鐵器研發機構，專門用於新技術的開發與張元彪佈置下來的鐵器製作。
經過這樣的改制之後，張元彪手下的李國藩陳浩南等人就從生產與調配的工作中解放出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