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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進一步推動了唐朝末年政治格局的演變,使得朱溫在與各方勢力的角逐中逐漸佔據上風,為日後後梁的建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經過長安政變這一事件,朱溫深刻認識到了宦官在唐朝政權體系中所帶來的嚴重危害。宦官們憑藉著與皇帝的親近關係,掌握了宮廷內外的重要權力,不僅操縱著皇帝的廢立,還在朝廷的政治、軍事、經濟等各個方面肆意插手,使得國家政治腐敗不堪,政令不通,嚴重阻礙了朱溫掌控朝廷大權的步伐,也成為了他實現政治野心的巨大障礙。
李振也同樣清楚地看到了這一點,他對宦官的專權深惡痛絕,不僅僅是因為宦官的存在破壞了國家的政治秩序,更因為在他心中,這些宦官是導致唐朝政治黑暗、自己科舉之路受阻的罪魁禍首之一。於是,李振私下向朱溫進言,提出了一個極為激進的建議——殺掉全部的宦官,以絕後患。他認為,儘管可能存在個別為官清正的宦官,但在當前的局勢下,已經無法去逐一甄別,唯有采取這種果斷而決絕的手段,才能徹底清除宦官勢力,為朱溫掌控朝廷創造有利條件。
朱溫經過深思熟慮,最終採納了李振的建議。
公元903年,唐天覆三年。朱溫下令展開了一場對宦官的大屠殺,凡是沒有鬍鬚的男子,一概被認定為宦官而遭到殺害。這場屠殺極為慘烈,總共殺掉了700餘名宦官。《唐會要》記載:“收中官第五可範以下七百餘人。”一時間,宮廷內外人人自危,那些沒有鬍鬚的人想盡各種辦法來證明自己並非宦官,以保全性命。但朱溫的手段堅決而果斷,毫不留情地執行著這一命令。
透過這次行動,唐朝長期以來的宦官之禍終於暫時得到了消除,朱溫在朝廷中的勢力也得到了進一步的鞏固,為他日後更加全面地掌控政權奠定了基礎。而李振也憑藉著這一建議的實施,在朱溫的政治集團中進一步提升了自己的影響力和地位,他的狠辣和果斷也讓朱溫更加倚重他,使得他在朱溫的政治決策中扮演著更為關鍵的角色,成為了朱溫實現其政治目標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也推動著唐朝末年的政治局勢朝著更為複雜和激烈的方向發展。
唐朝末年,儘管政治腐敗、戰亂頻繁,但士大夫階層依然秉持著儒家傳統的忠君觀念和道德準則,在他們的心中,朱溫作為臣子,理應恪守本分,忠誠地輔佐唐朝皇帝,維護李唐王朝的統治秩序。他們認為,朱溫種種野心勃勃的行為,是對君臣大義的嚴重違背,是不被道德和倫理所容忍的。
這些士大夫們在朝廷中堅守著自己的立場,他們透過各種方式表達對朱溫的不滿和抵制,或是在朝堂上直言進諫,或是在私下裡相互聯絡,試圖形成一股力量來對抗朱溫的專權。他們的言辭犀利,態度堅決,毫不畏懼朱溫的權勢,以維護唐朝的正統和尊嚴為己任。在朱溫試圖進一步掌控朝廷、為稱帝做準備的過程中,士大夫們成為了他前進道路上的重要阻礙,他們的存在和抗爭使得朱溫的稱帝計劃面臨著諸多的困難和挑戰,也引發了朱溫及其謀士李振的強烈不滿和怨恨。
李振深知這些士大夫對朱溫稱帝構成的威脅,同時,他內心深處對這些曾經在科舉中排斥他、在官場中佔據高位的官僚們懷有深深的怨恨。在這種情況下,李振向朱溫提出了一個極端而殘忍的建議,將這些所謂的 “清流” 士大夫全部誅殺,並將他們的屍體投入黃河之中,讓他們永遠成為 “濁流”,以此來掃除朱溫稱帝道路上的障礙,同時也發洩自己多年來的積怨。
朱溫聽後,採納了李振的建議,一場慘絕人寰的大屠殺再次拉開帷幕。
公元 905年,唐天佑二年。朱溫的得力助手蔣玄暉在九曲池大擺宴席,邀請唐昭宗諸子德王李裕、棣王李祤、虔王李禊、沂王李禋、遂王李禕、景王李秘、祁王李祺、雅王李禛、瓊王李祥等人參加。待諸王飲酒至酣醉之際,蔣玄暉等人趁機將他們全部勒死,並將屍體投到池中。
隨後,朱溫又矯詔將集中於滑州白馬驛的尚書裴樞、靜海軍節度使獨孤損、右僕射崔遠、吏部尚書陸扆、工部尚書王溥、守太保致仕趙崇、兵部侍郎王贊等三十餘位大臣逼殺,手段極其殘忍,史稱“白馬驛之禍”。這些士大夫們大多都是飽學之士,秉持著儒家的道德和理想,他們在毫無防備的情況下遭受了如此殘酷的命運,成為了政治鬥爭的犧牲品。
這場屠殺過後,朱溫將他們的屍體全部投入黃河,滾滾黃河水瞬間被鮮血染紅,“白馬驛之禍”成為了唐朝末年曆史上最為黑暗和血腥的一頁,也標誌著唐朝統治階層內部的徹底分裂和崩潰。李振的這一建議和朱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