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參謀

第5章 富弼 ｜ 北宋第一外交家 (第5/5頁)

神宗念其多年功績，加拜司空，進封韓國公，讓他退居洛陽。

在洛陽，富弼常與司馬光等舊黨人士交遊，他們一同對新法進行深入探討，愈發覺察到其中隱藏的弊端。王安石變法的初衷或許是為了富國強兵，扭轉北宋積貧積弱的局面，然而在實際推行過程中，卻因操之過急、用人不當等諸多問題，給百姓生活帶來了諸多負面影響。

青苗法，作為變法的重要舉措之一，本意是在青黃不接時，由官府向農民提供低息貸款，助其度過難關，待秋收後再連本帶利歸還，既解百姓燃眉之急，又可為朝廷增加財政收入。但實際執行時，卻演變成了強制攤派，地方官員為求政績，不管農民是否需要，一律強令借貸，且利息頗高，許多農民不堪重負，紛紛破產。富弼痛心疾首，多次上書朝廷，直言青苗法 “名為便民，實乃擾民”，懇請神宗皇帝能洞察其中利害，廢除這一害民之法。

免役法推行後，雖一定程度上改變了以往百姓輪流服役的繁雜模式，改為繳納免役錢由官府僱人代役，看似合理，實則加重了普通百姓尤其是貧苦農戶的負擔。原本無需服役的富戶、權貴，憑藉權勢與財力，設法轉嫁負擔，使得底層百姓苦不堪言。富弼在給友人的書信中悲憤寫道：“免役之法，行之未久，已見民力凋敝，如此下去，恐生大亂。” 他向朝廷諫言，應重新審視免役法，根據百姓實際貧富狀況合理分攤役錢，莫讓窮人更窮，富人更富。

市易法旨在平抑物價，限制大商人對市場的壟斷，由官府參與商業經營。可在實施中，官府憑藉權力低價收購商品，高價賣出，與民爭利，致使許多中小商販紛紛破產失業，商業市場一片蕭條。富弼看在眼裡，急在心頭，他在洛陽組織當地士紳聯名上書，痛陳市易法對民間商業的毀滅性打擊，呼籲朝廷迴歸自由市場，讓商業自然發展，莫要過多幹預。

富弼的這些諫言，在當時被王安石的新黨視為守舊、頑固不化之舉。新黨人士認為，富弼等舊黨因循守舊，只知維護舊有的利益格局，不懂與時俱進，變革創新。但富弼心中明白，他所堅持的，並非是對舊制的盲目守護，而是基於對國家社稷、黎民百姓的深沉考量。國家政策的變革，須穩步推進，貼合國情民意，若一味求新求快，不顧實際後果，必然會引發社會動盪，動搖國本。

在洛陽的歲月裡，富弼不顧自身處境艱難，始終以筆為劍，以言為刃，與新黨推行的新法據理力爭。他的言論雖未能即刻扭轉新法推行的大勢，卻如暗夜中的火把，為那些在新法困境中掙扎的百姓帶來一絲希望，也為後世評判王安石變法提供了不同視角，讓後人能更為全面、客觀地審視那段波瀾壯闊的歷史變革。

公元1083年，北宋元豐六年。富弼在洛陽家中安然逝世，終年八十歲。宋神宗聞訊，輟朝三日，親撰祭文祭奠，追贈太尉稱號，上諡號 “文忠”，以表彰他一生的忠誠與功績。北宋元佑元年，富弼配享宋神宗廟庭。

富弼一生，歷仕宋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從政五十餘載，為北宋的穩定與發展立下了不朽功勳。

他初入仕途，便以直言敢諫聞名，心懷家國，關注民生，為朝廷的決策提供諸多良策，力挽狂瀾於內憂外患之際。慶曆新政，他與范仲淹攜手並肩，試圖為北宋破除積弊，雖壯志未酬，卻為後世的改革者照亮了前行之路，留下了寶貴的經驗教訓。出使遼國，他憑藉非凡的智慧與勇氣，唇槍舌劍之間，維護了國家尊嚴，穩定了邊疆局勢，使百姓免受戰火塗炭。在地方任職時，他濟世安民，無論是抗洪救災，還是安置流民，都展現出卓越的領導才能與悲憫的為民情懷。

富弼為人清正廉潔，好善嫉惡，恭儉好修，備受時人敬重。范仲淹贊其為 “王佐才也”，歐陽修稱 “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賢，而不聞其有可罷之罪”，葉清臣亦言 “今輔翊之臣，抱忠義之深者，莫如富弼”。蘇軾更是將他與韓琦、范仲淹、歐陽修並稱為人傑。

富弼的一生，如同一座巍峨的豐碑，鐫刻著忠誠、智慧、擔當與仁愛。他以一介書生的身軀，守住了大宋的風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