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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遼兩國，乃兄弟之國，地位平等。‘獻’字有尊卑之分，大宋絕不能接受。若遼國執意如此，恐怕會破壞剛剛恢復的和平局面。”
遼興宗見富弼態度堅決，又提出用 “納” 字。富弼依然不為所動，他說道：“‘納’字同樣有失平等，大宋向來以誠信和尊嚴對待邦交，絕不會在這種原則問題上讓步。陛下若真心希望維護兩國和平，就不應在這些字眼上糾纏。” 富弼的強硬態度，讓遼興宗意識到北宋在這個問題上的堅定立場。最終，遼興宗不得不放棄這一不合理要求，雙方在平等的基礎上達成了協議。
富弼兩次出使遼國，憑藉著卓越的外交智慧、堅定的信念和無畏的勇氣，成功地化解了宋遼之間的危機，避免了一場可能爆發的戰爭。他的出使成果，不僅維護了北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也為北宋爭取到了寶貴的和平發展時間。
富弼出使歸來，北宋朝廷局勢依舊嚴峻。宋仁宗深知國家積弊已久，急切期望進行變革以圖自強。
公元1043年，北宋慶曆三年。宋仁宗任命范仲淹為參知政事，富弼為樞密副使，命他們主持改革事宜，期望二人能挽狂瀾於既倒，扶大廈之將傾。
范仲淹與富弼攜手，殫精竭慮，針對北宋的種種弊端，提出了十條綱領性的改革主張，揭開了 “慶曆新政” 的序幕。
其一為明黜陟，即給官員制定嚴格的考核績效制度，改變以往論資排輩的用人方式。官員若有大功大善，便可破格提拔；若無突出功績，絕不輕易升遷。如此一來，讓有能者居其位，無能者退其職，激勵官員積極作為，一掃官場慵懶之風。
其二是抑僥倖，嚴格限制高官子弟憑藉恩蔭輕易入朝為官的途徑。當時，恩蔭制度氾濫，大量官員子弟僅憑家世便佔據要職，堵塞了寒門子弟的晉升之路，還導致官員隊伍素質參差不齊。新政旨在減少這種不合理現象，為真正有才華、有抱負的人騰出空間，讓官場氣象煥然一新。
其三是精貢舉，是從入仕源頭進行改革。一方面大力振興教育，培養實用人才；另一方面改革科舉考試內容，摒棄以往單純注重辭藻華麗的文風，強調選拔 “不專辭藻，必明理道” 之人，力求讓科舉選出的官員能真正為國家的治理與發展出謀劃策。
其四是擇官長，著重於地方官員的選拔。要求詳細考察官員的歷任功過、舉薦人數等情況，由中書省進行嚴謹稽核，確保所選之人德才兼備，能夠勝任地方治理之重任，為百姓謀福祉。
其五是均公田，目的是均衡官員的公田收入。公田作為官員的一項福利，分配不均導致部分官員生活富足卻貪腐滋生，部分官員則因收入微薄難以廉潔自守。重新分配公田，既能保障官員基本生活，又能促使他們廉潔從政，恪盡職守。
其六是厚農桑，聚焦於農業發展。鼓勵各地官府與百姓積極探尋農桑之事的利弊，每年二月組織開展為期半個月的農田水利工程，並將成果上報。透過這些舉措，大力推動農業生產，改善農民生活，為國家的經濟根基注入活力。
其七是修武備，鑑於北宋冗兵卻戰鬥力不強的困境，嘗試將募兵制改回唐代府兵制，讓士兵農忙時務農，農閒時訓練，既減輕財政負擔，又能提高軍隊素質，增強國防力量，確保國家邊疆安穩。
其八是減徭役，旨在減輕農民負擔。透過合併基層單位，裁撤不必要的差役人數，讓農民有更多時間和精力投入農業生產，促進農村經濟繁榮，緩解社會矛盾。
其九是覃恩信，要求朝廷務必落實各項惠民政策，不得讓減負等措施淪為一紙空文。讓百姓切實感受到朝廷的恩澤，增強民眾對朝廷的信任與擁護，穩固國家統治基礎。
其十是重命令，強調朝廷法令的嚴肅性與權威性。重視法令的制定與執行，做到有令必行，有法必依，杜絕朝令夕改的亂象，樹立朝廷公信力，確保政令暢通無阻。
這些改革措施，切中北宋時弊，大部分得到宋仁宗的採納，並頒行全國。富弼在新政推行過程中，全力輔助范仲淹，不遺餘力地落實各項政策。然而，新政觸動了保守派官僚貴族的既得利益，他們視新政如眼中釘、肉中刺，聯合起來百般阻撓。他們散佈謠言，惡意攻擊范仲淹等革新派人士結黨營私、濫用職權，試圖混淆視聽，誤導宋仁宗。宋仁宗起初對新政滿懷期待，但面對保守派強大的反對勢力，漸漸心生猶豫。加之改革過程中，一些複雜問題逐漸浮現，讓宋仁宗對改革的信心產生動搖。
公元1045年，北宋慶曆五年。宋仁宗下詔廢棄一切改革措施，范仲淹被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