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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遼兩國,乃兄弟之國,地位平等。‘獻’字有尊卑之分,大宋絕不能接受。若遼國執意如此,恐怕會破壞剛剛恢復的和平局面。”
遼興宗見富弼態度堅決,又提出用 “納” 字。富弼依然不為所動,他說道:“‘納’字同樣有失平等,大宋向來以誠信和尊嚴對待邦交,絕不會在這種原則問題上讓步。陛下若真心希望維護兩國和平,就不應在這些字眼上糾纏。” 富弼的強硬態度,讓遼興宗意識到北宋在這個問題上的堅定立場。最終,遼興宗不得不放棄這一不合理要求,雙方在平等的基礎上達成了協議。
富弼兩次出使遼國,憑藉著卓越的外交智慧、堅定的信念和無畏的勇氣,成功地化解了宋遼之間的危機,避免了一場可能爆發的戰爭。他的出使成果,不僅維護了北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也為北宋爭取到了寶貴的和平發展時間。
富弼出使歸來,北宋朝廷局勢依舊嚴峻。宋仁宗深知國家積弊已久,急切期望進行變革以圖自強。
公元1043年,北宋慶曆三年。宋仁宗任命范仲淹為參知政事,富弼為樞密副使,命他們主持改革事宜,期望二人能挽狂瀾於既倒,扶大廈之將傾。
范仲淹與富弼攜手,殫精竭慮,針對北宋的種種弊端,提出了十條綱領性的改革主張,揭開了 “慶曆新政” 的序幕。
其一為明黜陟,即給官員制定嚴格的考核績效制度,改變以往論資排輩的用人方式。官員若有大功大善,便可破格提拔;若無突出功績,絕不輕易升遷。如此一來,讓有能者居其位,無能者退其職,激勵官員積極作為,一掃官場慵懶之風。
其二是抑僥倖,嚴格限制高官子弟憑藉恩蔭輕易入朝為官的途徑。當時,恩蔭制度氾濫,大量官員子弟僅憑家世便佔據要職,堵塞了寒門子弟的晉升之路,還導致官員隊伍素質參差不齊。新政旨在減少這種不合理現象,為真正有才華、有抱負的人騰出空間,讓官場氣象煥然一新。
其三是精貢舉,是從入仕源頭進行改革。一方面大力振興教育,培養實用人才;另一方面改革科舉考試內容,摒棄以往單純注重辭藻華麗的文風,強調選拔 “不專辭藻,必明理道” 之人,力求讓科舉選出的官員能真正為國家的治理與發展出謀劃策。
其四是擇官長,著重於地方官員的選拔。要求詳細考察官員的歷任功過、舉薦人數等情況,由中書省進行嚴謹稽核,確保所選之人德才兼備,能夠勝任地方治理之重任,為百姓謀福祉。
其五是均公田,目的是均衡官員的公田收入。公田作為官員的一項福利,分配不均導致部分官員生活富足卻貪腐滋生,部分官員則因收入微薄難以廉潔自守。重新分配公田,既能保障官員基本生活,又能促使他們廉潔從政,恪盡職守。
其六是厚農桑,聚焦於農業發展。鼓勵各地官府與百姓積極探尋農桑之事的利弊,每年二月組織開展為期半個月的農田水利工程,並將成果上報。透過這些舉措,大力推動農業生產,改善農民生活,為國家的經濟根基注入活力。
其七是修武備,鑑於北宋冗兵卻戰鬥力不強的困境,嘗試將募兵制改回唐代府兵制,讓士兵農忙時務農,農閒時訓練,既減輕財政負擔,又能提高軍隊素質,增強國防力量,確保國家邊疆安穩。
其八是減徭役,旨在減輕農民負擔。透過合併基層單位,裁撤不必要的差役人數,讓農民有更多時間和精力投入農業生產,促進農村經濟繁榮,緩解社會矛盾。
其九是覃恩信,要求朝廷務必落實各項惠民政策,不得讓減負等措施淪為一紙空文。讓百姓切實感受到朝廷的恩澤,增強民眾對朝廷的信任與擁護,穩固國家統治基礎。
其十是重命令,強調朝廷法令的嚴肅性與權威性。重視法令的制定與執行,做到有令必行,有法必依,杜絕朝令夕改的亂象,樹立朝廷公信力,確保政令暢通無阻。
這些改革措施,切中北宋時弊,大部分得到宋仁宗的採納,並頒行全國。富弼在新政推行過程中,全力輔助范仲淹,不遺餘力地落實各項政策。然而,新政觸動了保守派官僚貴族的既得利益,他們視新政如眼中釘、肉中刺,聯合起來百般阻撓。他們散佈謠言,惡意攻擊范仲淹等革新派人士結黨營私、濫用職權,試圖混淆視聽,誤導宋仁宗。宋仁宗起初對新政滿懷期待,但面對保守派強大的反對勢力,漸漸心生猶豫。加之改革過程中,一些複雜問題逐漸浮現,讓宋仁宗對改革的信心產生動搖。
公元1045年,北宋慶曆五年。宋仁宗下詔廢棄一切改革措施,范仲淹被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