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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與王安石，是宋神宗趙頊的左膀右臂，他也是北宋最猛的書生。他以筆為劍，在文人的儒雅之中，蘊藏著武將的豪邁與果敢。他成功收復河湟地區六州之地，招降三十萬敵軍，開拓兩千餘里疆土，取得自北宋建立以來最大的一次軍事勝利。
他就是以“奇計、奇捷、奇賞”著稱的“三奇副使”：王韶。
王韶，字子純，號敷陽子，江州德安人，北宋中期大臣，重要的軍事將領，謀略家。
公元1030年，北宋天聖八年。王韶出生在江州德安，王韶自小就沒有了父親，是一個孤兒，但他勤奮好學，一心想要考取功名，能有一番作為。公元1057年，北宋嘉佑二年，王韶登進士第，此後相繼擔任新安主簿、建昌軍司理參軍等職務。後因制科考試失敗，王韶毅然選擇遊歷陝西一帶，深入西北邊境，瞭解那裡的風土民情。《宋史·王韶傳》記載：“試製科不中，客遊陝西，訪採邊事。”這段經歷，猶如一把磨礪之劍，為王韶日後的輝煌奠定了堅實基礎。
北宋立國之初，便面臨著諸多棘手難題。
內部，“三冗” 問題（冗官、冗兵、冗費）如附骨之疽，日益侵蝕著國家根基。官員數量臃腫，人浮於事，行政效率低下；軍隊數量雖龐大，卻兵將分離，訓練廢弛，戰鬥力堪憂；加之奢靡之風盛行，各類賞賜、祭祀等耗費鉅額錢財，致使財政入不敷出，百姓負擔沉重。
外部，遼朝雄踞北方，憑藉燕雲十六州的險要地勢，對北宋虎視眈眈，頻繁索要歲幣，北宋被迫納貢求和，以換取邊境一時安寧。西北方向，西夏党項一族崛起迅速，李元昊稱帝建國後，更是野心勃勃，時常侵擾北宋邊境，燒殺搶掠，致使邊民苦不堪言，大量農田荒蕪，經濟遭到嚴重破壞。宋夏之間多次爆發大戰，如三川口、好水川、定川寨之戰，北宋軍隊卻接連慘敗，損兵折將，士氣低落，只能被迫採取守勢，邊疆防線搖搖欲墜。
到了宋神宗時期，這些問題不僅沒有得到妥善的解決，甚至變得更加棘手。神宗皇帝對北宋王朝積貧積弱、疆土日蹙的現狀深以為恥,解決西夏問題已然成為北宋實現長治久安的關鍵所在。若不能有效遏制西夏，北宋不僅邊疆永無寧日，國內經濟也將因持續的戰爭消耗而愈發凋敝，甚至可能陷入四面楚歌的絕境。
公元1068年，北宋熙寧元年。王韶經過多年的考察和精心籌備，
向宋神宗進獻《平戎策》三篇，詳細地闡述了攻取西夏的策略。《平戎策》宛如一把利劍，直擊北宋邊防要害。
王韶在《平戎策》中開篇明義，指出欲破西夏，必先收復河、湟二州。河湟地區，位於黃河上游與湟水流域，水草豐美，土地肥沃，是天然的優良牧場，且地勢險要，為戰略要衝。此地聚居著諸多吐蕃部落，勢力分散，相互之間時有爭鬥，尚未形成強大統一的政權。當時，西夏亦對河湟地區覬覦已久，企圖拉攏吐蕃各部，進一步拓展勢力範圍，進而對北宋形成更大威脅。
王韶認為，北宋應抓住這一有利時機，果斷採取行動。一方面，派遣能臣幹吏深入河湟地區，施展恩威並施之策，招撫吐蕃各部，以豐厚賞賜、通商互利等條件吸引他們歸附宋朝，使其成為北宋對抗西夏的盟友；另一方面，集結精銳兵力，對負隅頑抗、與西夏勾結的吐蕃部落予以堅決打擊，彰顯大宋軍威。待河湟地區穩固掌控後，北宋便可在此屯駐重兵，修築城寨堡壘，建立穩固防線，切斷西夏與吐蕃的聯絡，使其陷入腹背受敵的困境。屆時，北宋可從東、南兩面，聯合河湟吐蕃從西面，對西夏形成戰略包圍之勢，逐步壓縮西夏生存空間，最終實現徹底平定西夏、消除西部邊患的宏偉目標。
這一戰略構思，充分考量了北宋與西夏、吐蕃三方的實力對比、地緣政治以及民族關係等諸多因素，跳出了北宋以往單純防禦的思維定式，以攻為守，變被動為主動，為解決西夏問題開闢了一條全新路徑，展現出王韶卓越的戰略眼光與非凡的膽略。
《平戎策》一經呈上，瞬間在北宋朝堂掀起驚濤駭浪。朝堂之上，保守派與變法派圍繞此策展開激烈交鋒。保守派大臣們秉持著傳統的 “守內虛外” 觀念，認為北宋多年來與西夏作戰屢戰屢敗，損兵折將，如今應休養生息，避免再生事端。他們憂心忡忡地指出，開拓河湟地區需耗費鉅額錢糧，徵調大量兵力，會進一步加重百姓負擔，引發國內動盪不安；且吐蕃各部民風彪悍，難以馴服，一旦處理不當，極易陷入戰爭泥潭，得不償失。
而以王安石為首的變法派，則對《平戎策》予以堅決支援。王安石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