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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人以柄，如何是好？”梁震卻稱：“大王無需擔憂，唐主滅蜀後必會更加驕縱，安知此事不會轉禍為福。”
公元926年，後唐同光四年。後唐莊宗李存勖在取得一系列勝利後，逐漸變得驕奢淫逸，寵信宦官伶人，政治日益腐敗。朝堂之上，功臣宿將們心懷不滿，各方勢力暗流湧動，矛盾一觸即發。最終，後唐國內叛亂頻發，李存勖本人也死於興教門之變。高季興再次對梁震的神機妙算欽佩不已。此後，高季興愈發跋扈，截留朝廷財貨，索要夔、峽等州為屬郡，多有“不臣之狀”。
次年，後唐新君李嗣源出兵討伐荊南。
當時高季興見唐軍兵少，便想乘勝出擊，開城將其殲滅。梁震得知後，急忙進諫：“朝廷禮樂征伐所出，兵雖少，但勢力確實很大的。即使您勝利了，那麼朝廷就會徵兵四方來征討您，到了那個時候，就是師出有名了，誰不想來攻取您的土地呢？為了您自身利益考慮，最好的策略就是示弱，致書主帥，並且獻上牛酒，然後上表自我彈劾。這樣或許能有一線生機，可以保境安民。”
高季興如夢初醒，依計行事，後唐見高季興誠心悔過，便罷兵休戰，荊南得以逃過一劫。
在梁震的輔佐下，荊南從昔日的滿目瘡痍，逐漸發展成為一方繁榮昌盛的割據之地，百姓安居樂業，經濟蓬勃發展，軍事力量也不容小覷。高季興對他的敬重與倚重從未改變，始終視他為荊南的定海神針，每逢大事，必與他商議定奪。
公元929年，後唐天成三年。高季興因病去世，他的兒子高從誨繼位，繼續統治荊南。高從誨雖不及父親那般有開創之功，但也頗具謀略，為人謙遜，對梁震這位父親生前的智囊依舊敬重有加，遇事時常向他請教。
但此時的梁震，卻已心生退意。多年的操勞與奔波，讓他感到疲憊不堪，昔日的雄心壯志，在歲月的磨礪下，已漸漸化作了對寧靜生活的嚮往。他深知，荊南在高從誨的領導下，已步入正軌，自己也到了該功成身退的時候了。於是，他向高從誨辭行，表達了自己歸隱田園的願望。高從誨雖心中不捨，但也明白梁震的心意，再三挽留無果後，只得含淚應允。
自此，梁震正式隱退，告別了他為之奮鬥半生的荊南軍政舞臺。他回到了荊臺觀，那個他曾經居住多年、充滿回憶的地方，自稱 “荊臺隱士”，過上了遠離塵世喧囂、悠然自得的生活。他每日或漫步于山林之間，聆聽鳥兒的歡鳴，感受大自然的靜謐與美好；或獨坐於書齋之中，手捧書卷，沉浸在古人的智慧與詩意之中。
歸隱後的梁震，徹底擺脫了塵世的紛擾，全身心地投入到詩詞創作之中，用筆墨抒發著內心的情感與對人生的感悟。他的詩作，既有對往昔風雲變幻的追憶，又有對當下寧靜生活的讚美；既有對家國命運的深沉思索，又有對自然山水的細膩描繪，風格清新脫俗，意境深遠悠長，展現出了極高的文學造詣。
梁震的代表作《荊臺道院》：“桑田一變賦歸來，爵祿焉能浼我哉？黃犢依然在竹外，清風萬古凜荊臺。”既是他對自己一生的總結，也是他內心高潔品性的真實寫照。詩中的 “桑田一變”，暗示著歲月的滄桑變遷，他歷經了大唐的興衰、五代的紛爭，看盡了人間的悲歡離合；“爵祿焉能浼我哉” 則直白地表達了他對功名利祿的淡泊，儘管曾身處權謀中心，卻從未被榮華富貴所迷惑，始終堅守著自己的初心與原則；“黃犢依然在竹外” 描繪了一幅田園牧歌式的畫面，展現出他如今迴歸自然、閒適自在的生活狀態；而 “清風萬古凜荊臺” 則寓意著他希望自己的高潔品格，如同這荊臺上的清風一般，萬古長存。
除了《荊臺道院》之外，梁震還有許多詩作流傳於世，可惜大多已散佚在歷史的長河之中。但僅從這一首詩，我們便能窺探到他晚年的心境與精神追求。他以詩為伴，以酒為友，在山水田園之間度過了晚年時光。高從誨也經常去探望梁震，和他“斗酒相勞，歡敘平生”，四時都有非常豐厚的賞賜。梁震最終卒年不詳，但肯定是得以終其天年的。
縱觀梁震的一生，他生於大唐餘暉未盡之時，自幼飽讀詩書，心懷壯志，渴望在朝堂之上一展抱負，為家國社稷傾盡心力。然而，命運的巨輪無情地碾碎了他的理想，朱溫代唐，乾坤顛倒，盛世傾頹，梁震的仕途之路戛然而止，悲憤與絕望如影隨形。但他並未就此沉淪，在歸鄉途中，荊南之地成為他人生的轉折點，高季興的賞識與挽留，讓他以 “白衣卿相” 的獨特身份，開啟了另一段傳奇旅程。
梁震對於荊南政權而言，猶如基石之於高樓，是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