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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漢景帝的老師，也是漢景帝的重要謀士。他是大漢帝國的首席策劃師，也是權謀博弈的替罪羊。他為人嚴峻剛直又苛刻心狠，他滿腹經綸又缺乏政治謀略。他精於政治卻糊塗於人情，只知謀國卻不知謀身，最終落得個腰斬於市的下場。
他就是大漢第一背鍋俠：晁錯。
晁錯，潁川郡人（今河南省禹州市）。西漢時期大臣、學者、政治家、文學家。
公元前200年左右，晁錯出生於潁川。年少時的晁錯，拜在張恢門下，研習法家思想。在那個時代，法家思想強調以法治國，主張透過明確的法律條文來規範人們的行為，注重法律的權威性與實用性。其倡導的“法不阿貴”和“一斷於法”等理念，對社會秩序的構建有著重要意義。
晁錯在張恢的教導下，深入研習法家學說，對其重法、重刑、重勢的思想有了深刻的理解與領悟。這種對法家思想的深刻認知，為其日後在政治生涯中主張以法治國、加強中央集權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
漢文帝時期，晁錯憑藉出眾的文才被朝廷徵召，擔任太常掌故一職。
此職位主要負責收集、整理和編寫歷史與文化資料，在當時的朝廷中起著傳承文化、記錄歷史的重要作用。雖然類似於當今的國家智庫研究員，但在職責範圍和工作方式上仍有很大不同。太常掌故主要圍繞歷史文化領域開展工作，而現代國家智庫研究員則涵蓋經濟、政治、文化等多個領域，為國家決策提供更全面、深入的分析和建議。
後來，晁錯又被朝廷派遣，跟隨儒學大家伏生學習《尚書》。《尚書》作為儒家經典之一，蘊含著豐富的道德倫理和治國理念。透過學習儒家思想，晁錯將儒家的仁愛、民本等思想與法家的法治觀念相融合，成為了一位儒法貫通的通才。這種獨特的知識結構使他在看待問題和提出解決方案時，能夠更加全面、深入地分析問題的本質，為國家的發展提供更具可行性的策略。
晁錯學成歸來後，先後被任命為太子舍人、門大夫、太子家令。
晁錯就是在這個時候，與後來的漢景帝劉啟相識的。
劉啟為太子時，晁錯擔任太子家令，相當於太子府的大管家，精心料理著府中大小事務。在與太子劉啟的相處中，晁錯憑藉能言善辯的口才和切中要害的分析能力，深得太子的喜愛與信任。劉啟親切地稱晁錯為 “智囊”，可見晁錯在太子心中的地位之高。《史記?袁盎晁錯列傳》中記載：“詔以為太子舍人、門大夫、家令。以其辯得幸太子，太子家號曰‘智囊’。”
成為太子劉啟的智囊後，晁錯在太子的支援下，多次上書漢文帝，提出諸多政見和建議。然而，由於當時漢朝國力尚在恢復之中，朝廷內部對於改革的意見並不統一，且外部匈奴威脅依然嚴峻，時機與條件尚未成熟。
漢文帝雖認可晁錯的才能，認為他的建議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和合理性，但出於穩定大局的考慮，未予採納。不過，漢文帝對晁錯的才華給予了高度肯定，將他提升為中大夫，以表彰他的忠誠和智慧。
成為太子劉啟的智囊後，晁錯在太子的支援下，多次上書漢文帝，提出諸多政見和建議。然而，由於時機與條件尚未成熟，漢文帝雖認可晁錯的才能，卻未採納他的建議。但漢文帝對晁錯的才華給予了高度肯定，將他提升為中大夫。
漢文帝時期，漢朝逐漸從漢初百廢待興的蕭條中復甦，呈現出和平昌盛的跡象。
但在這看似繁榮的背後，卻潛藏著不少隱患。
首先，強大的匈奴頻繁侵略漢朝邊塞，燒殺搶掠，無惡不作。匈奴的侵擾給漢朝百姓帶來了巨大的痛苦和損失，嚴重威脅到漢朝的統治。漢朝軍隊在與匈奴的對抗中，時常處於被動局面，朝廷實行的消極和親政策也未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其次，漢朝從初期一直到漢文帝時期，實行的都是郡國並行制，這不僅使各諸侯國逐漸做大做強，而且也讓漢朝的政治體制變得混亂不堪，朝廷的政令到不了郡縣，各諸侯封國的百姓只知王而不知皇帝，這些也嚴重威脅到了朝廷的統治。
針對這些困擾國家強大的弊病，晁錯又向漢文帝提出了一系列整治措施和可行性方案。
公元前 169 年，晁錯向漢文帝呈上一道《言兵事疏》。
晁錯對匈奴態度強硬，堅決主張以武力平定匈奴。在這篇奏疏中，晁錯認真總結了西漢以來抗擊匈奴襲擾的經驗教訓，客觀分析了當時漢匈雙方的軍力對比和對匈奴作戰的基本規律。他提出了‘以蠻夷攻蠻夷’的思想，即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