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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部署靈活調整戰術，或強攻，或智取，或圍城打援，令敵軍應接不暇。宋軍在王韶的帶領下，克服重重困難，接連攻取數城，拓展疆土兩千餘里，招撫大小蕃族三十多萬人，繳獲牲畜數以萬計，史稱“熙河開邊”。《宋史·王韶傳》記載：“韶力戰破走之，河州復平。連拔宕、岷二州，疊、洮羌酋皆以城附。軍行五十有四日，涉千八百里，得州五，斬首數千級，獲牛、羊、馬以萬計。”
“熙河開邊”是北宋建立以來取得的最大一次軍事勝利，此戰不僅使宋朝對西夏形成了包圍之勢，達到了讓西夏腹背受敵的戰略目標，也使自安史之亂後陷落的河西走廊，重新回到了漢人的手中，對北宋的政治、經濟以及絲綢之路的暢通都具有深遠的意義。捷報傳至京師，宋神宗萬分高興，王韶也因功被提拔為左諫議大夫、端明殿學士。
熙河地區民族眾多，關係錯綜複雜，單純依靠武力征服，難以長治久安。所以，王韶在軍事行動中，始終秉持著招安與征討相結合的策略，恩威並施，雙管齊下。
對於那些願意歸附宋朝的吐蕃、羌等部落，王韶以禮相待，給予豐厚賞賜，承諾保障他們的生活與權益，助其發展生產、安居樂業。他還尊重當地的風俗習慣與宗教信仰，邀請部落首領入朝為官，讓他們參與地方治理，增強其歸屬感與認同感。而對於那些負隅頑抗、與宋朝為敵的部落，王韶則毫不手軟，果斷出兵征討。他憑藉卓越的軍事才能，精心佈局，巧用戰術，給予敵軍沉重打擊。但在戰後，他又展現出寬容大度，只要敵軍放下武器，誠心歸降，便既往不咎，妥善安置。
在王韶的努力下，熙河地區局勢漸趨穩定，百姓安居樂業，經濟逐漸復甦。原本因戰亂而荒蕪的土地得以重新開墾，農田裡麥浪滾滾；商貿往來日益頻繁，集市上熙熙攘攘，呈現出一片繁榮景象。王韶不僅以武力開疆拓土，更以智慧與仁德贏得了當地民心，為北宋在西北地區的統治築牢了根基。
公元1074年，北宋熙寧七年。王韶入朝，被加授為資政殿學士。宋神宗在汴京的崇仁坊賜王韶一座宅邸。不久，熙河羌人復叛，河湟告急，宋神宗迫於局勢，再次讓王韶到河湟主持軍政事務。王韶從熙州精心挑選了兩萬精銳之師，採用“圍魏救趙”的計策，揮師直指羌人的老巢定羌城，迫使羌人不得不放棄對河州的圍攻，從而成功解除了河州之圍。河州解圍之後，王韶趁羌人兵力分散、疲憊不堪之機，果斷出擊，率軍突襲羌人另一重要據點踏白城，焚燒羌人八千帳，瞎徵投降，並被押送至汴京。宋神宗論功行賞，拜王韶為觀文殿學士、禮部侍郎，開創了非執政者被授予學士職之先例。神宗又特授王韶的兄弟及兩個兒子官職，前後共賜給他八千匹絹。不久，宋神宗再次召王韶入京，拜為樞密副使。《宋史·王韶傳》記載：“拜韶觀文殿學士、禮部侍郎。資政、觀文學士，非嘗執政而除者，皆自韶始。官其兄弟及兩子，前後賜絹八千匹。未幾，召為樞密副使。”
王韶善於謀劃，長於征戰。然而，當他置身於波譎雲詭的朝野之中時，他可能沒有想到，朝堂，遠比征戰沙場更為複雜多變。
隨著局勢變化，王韶與王安石的矛盾逐漸浮出水面。王安石作為變法派領袖，推行變法時雷厲風行，期望透過一系列革新舉措徹底扭轉北宋積貧積弱局面。王韶雖支援變法，但其在熙河地區實施的一些政策，與王安石的設想有所偏差。
王安石注重透過變法改革內政，增加財政收入，強化中央集權，對邊疆地區的具體治理細節插手較少。而王韶長期身處邊疆，深知當地複雜局勢，在推行政策時更側重於因地制宜，採取靈活手段穩定邊疆、發展經濟。例如，在市易司的運作、與蕃部的貿易管理等問題上，兩人意見相左，時常引發爭執。
同時，朝廷內部黨爭激烈，舊黨對王韶等變法派官員心懷不滿，時常藉機發難。他們抓住王韶在邊疆作戰中的一些小失誤，大肆渲染，向神宗皇帝進讒言，試圖削弱王韶的勢力。
公元1075年，北宋熙寧八年。宋朝與越南李朝爆發了宋越熙寧戰爭，王韶上奏朝廷發表意見，朝中的一些官員攻擊王韶在征戰過程中屢用兵事、勞命傷財，王韶竟然把過錯全部歸於朝廷，這種對朝廷的不滿和言語中的怨氣讓宋神宗很是不滿，王韶被貶知洪州。王韶性格剛直，在謝恩奏摺中，他的語氣依然激烈，進一步激怒了宋神宗，導致他再被降職知鄂州，從此遠離政治中心。《宋史·王韶傳》記載：“韶本鑿空開邊，驟躋政地，乃以勤兵費財歸曲朝廷，帝由是不悅，以故罷職知洪州，又坐謝表怨慢，落職知鄂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