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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鄧州,短暫的 “慶曆新政” 宣告失敗。慶曆新政失敗後,富弼自請外出,以資政殿學士任河北宣撫使。兩年後,被授給事中,移知青州,兼任京東路安撫使。
彼時,正值河朔一帶洪水氾濫,災情極為嚴重,五十餘萬災民流離失所,紛紛湧入青州境內。富弼見此慘狀,心急如焚,毫不猶豫地動員所屬各州縣,全力騰挪公私房舍十萬餘間,用以妥善安置災民。有人憂心忡忡地勸他謹慎行事,莫要一次性接納如此眾多的災民,以免萬一出事,難以向朝廷交代。富弼卻目光堅定,決然回應道:“我豈能因一己之安危,而棄數十萬百姓的性命於不顧?”
他將災民分散安置,組織當地官吏分割槽管理,確保各項救助工作有條不紊地進行。同時,富弼苦口婆心地勸說本地富戶捐獻糧食,開倉賑糧,以供應災民的飲食所需。為了讓災民能夠自救求生,他還下令,山林坡澤中一切可供食用的物產,任憑災民採集。
在救災過程中,富弼充分發揮地方鄉紳的力量,借鑑前朝的納粟補官制,鼓勵他們幫助災民渡過難關,並安排小吏將各戶捐贈明細記錄在冊,待災情過後依據捐贈多寡替他們上奏請求賞賜,極大地調動了富戶豪紳的積極性,使得政府籌集到更多的救災錢物,惠及了更多災區饑民。
為了保障災民的身體健康,富弼及時制定區域隔離防控瘟疫的方針。他籌劃徵集了大量政府與私人空閒住所,用來安置來到青州的災民,並將本地受災區域劃分,進行有序的隔離和救助。還在交通要道處張貼布告,引導災民們及時分散到鄰近的村莊中去,妥善安置災後流民,保證流民有棲身之處,以此降低伴生性瘟疫的風險。他還為在災難中的死者設定大冢葬之,曰 “叢冢”,保護災民生存環境的衛生,避免瘟疫的發生。
富弼還極為重視人情關懷,每隔五日,便派人帶著酒肉飯糗前去慰藉災民,其心意真摯誠懇,讓參與救災的官吏與災民們都深受感動,人人皆願為救災盡力。
到了第二年夏天,青州一帶糧食豐收,富弼依據災民的實際情況,為他們發放歸家口糧,幫助他們順利返回家鄉。富弼成功救活了大量災民,還從災民中招募選拔了一批青壯年當兵,既解決了流民為患的問題,又充實了軍隊力量。
富弼這一系列賑災方法,簡便易行卻又周密可靠,成效卓著,與以往將災民聚集在城郭中,煮粥賑濟,導致疫病流行、災民相互踐踏的混亂救災方式截然不同。此後,他的救災模式成為典範,各地紛紛效仿。朝廷得知富弼的功績後,欲對他進行獎賞,富弼卻堅辭不受,他認為救災濟民本就是地方官的職責所在,能救活數萬人,遠比追求高官厚祿要有意義得多。
富弼在青州任職三年多,政績斐然,深得民心。他離開青州時,百姓在瀑水澗旁修築 “富公亭” 以作紀念,後改建為 “富公祠”,以銘記他的恩澤。
公元1055年,北宋 至和二年。富弼迎來了他政治生涯的又一高峰,他與文彥博一同升任宰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然而,命運似乎總愛考驗這位忠臣,同年,富弼的母親病逝,他依循禮制,辭官回鄉守孝。
宋英宗即位後,對富弼這位老臣極為敬重,召他為樞密使。但富弼因足疾纏身,難以勝任繁重政務,無奈解職,英宗進封他為祁國公,以表尊崇。
公元1068年,北宋熙寧元年。富弼入朝覲見。此時的宋神宗年輕氣盛,銳意進取,向富弼詢問治國之道與邊疆事宜。富弼知道宋神宗心懷壯志,卻仍誠懇勸諫:“陛下即位不久,應當廣佈恩德施行恩惠,希望二十年不提用兵之事。” 他深知戰爭勞民傷財,國家歷經多年動盪,亟需休養生息,積蓄力量。宋神宗雖未當場表態,但富弼的話語無疑在他心中埋下了思考的種子。
公元1069年,北宋熙寧二年。王安石出任宰相,開啟變法之路。富弼與王安石在治國理念上存在諸多分歧,他深知變法牽扯甚廣,稍有不慎便會引發社會動盪,故而多次以足疾為由,請求辭官歸鄉。宋神宗對這位老臣頗為倚重,多次挽留,詢問他何人可堪大用,富弼舉薦文彥博,對王安石卻避而不談。最終,富弼被授武寧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河南,後改任亳州。
王安石推行青苗法,旨在增加財政收入,緩解國家的財政困境。但富弼認為,此舉雖在短期內可聚斂財利,卻會使民心離散,動搖國家根基,故而堅決不執行。提舉官趙濟彈劾富弼抗旨不遵,侍御史鄧綰也請求嚴懲,富弼因此被罷相,以左僕射之職改判汝州(今河南省汝州市)。富弼順勢請求退休,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