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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提供堅實的物質基礎；同時，他還建議朝廷採取靈活的外交策略，聯合其他受金國壓迫的民族，共同對抗金國。辛棄疾的這些建議，不僅體現了他卓越的軍事見解和政治眼光，更彰顯了他對國家和民族的一片赤誠之心。
然而，這份飽含著辛棄疾心血與期望的《美芹十論》，卻如同石沉大海，並未得到朝廷的重視和採納。當時的南宋朝廷，主和派勢力佔據上風，他們畏懼金國的強大，貪圖一時的和平與安逸，對辛棄疾提出的抗金主張置若罔聞。辛棄疾的滿腔熱忱，和經過深思熟慮的恢復中原大計如石沉大海，這使辛棄疾陷入極度的悲憤和苦悶中。
公元1168年，南宋乾道四年。辛棄疾調任建康府通判。在任期間，他與主戰派官員頻繁交往，積極參與他們的討論和謀劃，進一步深化了自己對抗金形勢的認識。此時，虞允文擔任宰相，他是南宋朝廷中為數不多的主戰派代表人物之一，辛棄疾對他寄予了厚望。於是，辛棄疾再次上書，向虞允文獻上了《九議》。在《九議》中，辛棄疾進一步闡述了自己的抗金主張，詳細分析了南宋在軍事、政治、經濟等方面的優勢和劣勢，並針對這些問題提出了更為具體的應對策略和建議。他強調，南宋朝廷必須堅定抗金的決心，克服內部的種種阻力，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才能實現恢復中原的大業。
遺憾的是，《九議》同樣未能打動朝廷決策者的心。南宋朝廷依舊沉浸在偏安一隅的幻想之中，對抗金復國的事業缺乏足夠的熱情和決心。辛棄疾的一腔熱血和滿腹經綸，在現實面前再次碰壁。
儘管辛棄疾的抗金主張未被朝廷採納，但他在地方官任上，始終秉持著剛正不阿、勤政為民的原則，致力於為百姓謀福祉，積極整頓地方事務，展現出了非凡的治理才能 。
公元1175年，南宋淳熙二年。辛棄疾被任命為江西提點刑獄，負責掌管江西地區的司法和刑獄事務。到任後，他發現當地治安混亂，盜賊橫行，百姓生活深受其擾。辛棄疾決心整治這一亂象，他深入調查研究，瞭解盜賊的活動規律和背後的原因。針對這些問題，他採取了一系列果斷而有效的措施。一方面，他加強了對地方治安的管理，嚴厲打擊盜賊的犯罪行為，對抓獲的盜賊絕不姑息，依法嚴懲；另一方面，他注重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積極推行安撫政策，對那些因生活所迫而淪為盜賊的人，給予他們改過自新的機會，幫助他們解決生活困難，引導他們重新迴歸正常生活。在辛棄疾的努力下，江西地區的治安狀況得到了顯著改善，百姓的生活逐漸恢復了安寧。
同年，湖南地區爆發了以賴文政為首的茶商起義。起義軍迅速發展壯大，勢力範圍不斷擴大，給當地的社會秩序和百姓生活帶來了嚴重的威脅。南宋朝廷對此深感憂慮，緊急調派辛棄疾前往湖南進行鎮壓。辛棄疾到達湖南後，並沒有急於動用武力，而是首先對起義軍的情況進行了深入的瞭解和分析。他發現，茶商起義的主要原因是由於朝廷對茶葉貿易的過度徵稅和不合理管理，導致茶商們的生計受到嚴重影響，被迫走上反抗的道路。
基於這一認識，辛棄疾採取了恩威並施的策略。他一方面調集軍隊，對起義軍形成軍事壓力，展示朝廷的威嚴；另一方面，他積極與起義軍進行談判，瞭解他們的訴求，並向朝廷反映茶商們的實際困難。經過艱苦的努力，辛棄疾最終成功說服賴文政接受朝廷的招安，避免了一場大規模的流血衝突。事後，辛棄疾並沒有簡單地將起義軍解散了事，而是向朝廷建議，對茶葉貿易進行改革，減輕茶商的負擔，規範市場秩序，從根本上解決茶商起義的問題。
在擔任湖北、湖南、江西安撫使等職期間，辛棄疾同樣政績卓著。他關心百姓疾苦，積極採取措施解決民生問題。面對災荒，他挺身而出，組織百姓抗災自救，開倉放糧，賑濟災民，使無數百姓得以在災荒中生存下來。同時，他還注重發展農業生產，興修水利，鼓勵百姓開墾荒地，推廣先進的農業技術，促進了當地經濟的發展。在軍事方面，辛棄疾深知加強地方武裝力量對於維護國家安全和穩定的重要性。他積極整頓軍隊，加強軍事訓練，提高士兵的素質和戰鬥力。為了增強軍隊的裝備，他還親自籌措資金，建造戰船，打造兵器，建立了一支精銳的地方武裝力量 —— 飛虎軍。飛虎軍紀律嚴明，作戰勇猛，在維護地方治安和抵禦外敵入侵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成為了南宋軍隊中的一支勁旅，令金兵聞風喪膽。
然而，辛棄疾的剛正不阿和卓越才能，卻引來了朝中主和派及一些官場腐敗勢力的嫉妒和怨恨。他在任職期間，堅決打擊貪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