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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也聽不見啦。除了琴書可樂，大自然本來也是一部讀不盡的奇書，何況正逢上充滿希望的春天。“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
駕車乘舟，深入山水，山道深幽，山路崎嶇，皆使人興致盎然。“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大自然充滿了生機、韻律，令人歡欣鼓舞，亦令人低徊感慨。萬物暢育，正當青春，而自己呢，已近老年。“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為乎遑遑兮欲何之。”省察生命之有限，愈覺自由之可貴。生年無多，何不順從心願而行，又何須汲汲外求？“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帝鄉即仙鄉，指道教所說神仙世界，其實亦可兼指佛教所說西方淨土。富貴功名非我心願，彼岸世界也不可信。由此即可透視淵明的人生哲學。他既否定了世俗政治社會，亦摒棄了宗教彼岸世界。在士風熱衷官職、同時佛老盛行的東晉時代，其境界不可謂不高明。他的人生態度是認真的、現世的。他要在自己的生活中，求得人生之意義，實現人生之價值。“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皋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此四句是詩人理想人生的集中描寫。天好則出遊，農忙則耕種，登高則長嘯，臨水則賦詩。勞動、自然、人文，構成詩人充實的全幅生命。“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結二句是詩人人生哲學的高度概括。《周易·繫辭》雲：“樂天知命故不憂。”化、天命，皆指自然之道。讓自己的生命始終順應自然之道，即實現了人生的意義，此足可快樂，此即為快樂，還有何疑慮呢！這是超越的境界，同時又是足踏實地的。
《歸去來兮辭》是辭體抒情詩。辭體源頭是《楚辭》，尤其是《離騷》。《楚辭》的境界，是熱心用世的悲劇境界。《歸去來兮辭》的境界，則是隱退避世的超越境界。中國傳統士人受到儒家思想教育，以積極用世為人生理想。在政治極端黑暗的歷史時代，士人理想無從實現，甚至生命亦無保障，這時，棄仕歸隱就有了其真實意義。其意義是拒絕與黑暗勢力合作，提起獨立自由之精神。陶淵明，是以詩歌將這種歸隱意識作了真實、深刻、全面表達的第一人。《歸去來兮辭》在辭史和文學史上的重要意義，即在於此。
在兩宋時代，《歸去來兮辭》被人們所再發現、再認識。歐陽修說：“晉無文章，唯陶淵明《歸去來辭》而已。”宋庠說：“陶公《歸來》是南北文章之絕唱。”評量了此辭在文學史上的重要地位。李格非說：“《歸去來辭》，沛然如肺腑中流出，殊不見有斧鑿痕。”朱熹說：“其詞意夷曠蕭散，雖託楚聲，而無尤怨切蹙之病。”(上引文見陶澍集註本)則指出了此辭真實、自然、沖和的風格特色。宋人這些評論，是符合實際的。(鄧小軍)
讀《歸去來兮辭》，並不能給人一種輕鬆感，因為在詩人看似逍遙的背後是一種憂愁和無奈。陶淵明本質上不是一個只喜歡遊山玩水而不關心時事的純隱士，雖然他說“性本愛丘山”，但他的骨子裡是想有益於社會的。魯迅先生在談到陶淵明時說：“就是詩，除論客所佩服的‘悠然見南山’之外，也還有‘精衛銜微木，將以填滄海，刑天舞干鏚，猛志固常在’之類的‘金剛怒目’式，在證明著他並非整天整夜的飄飄然。”（《題未定草》）透過“請息交以絕遊”、“世與我而相違”這些憤激之語，我們感到了沉重。
《歸去來兮辭》的寫景是實寫還是虛寫？錢鍾書先生說：“《序》稱《辭》作於十一月，尚在仲冬；倘為追述、直錄，豈有‘木欣欣以向榮’，‘善萬物之得時’等物色?亦豈有‘農人告餘以春及，將有事於西疇’、‘或植杖而耘耔’等人事?其為未歸前之想象，不言而可喻矣。”（參見錢鍾書《管錐編》1225～1226，中華書局，1979）如此說來，本文第一大寫作特色就是想象。作者寫的不是眼前之景，而是想象之景，心中之景。那麼，寫心中之景與眼前之景有什麼不同嗎?眼前之景，為目之所見，先有其景後有其文，文景相符，重在寫真；心中之景，為創造之景，隨心之所好，隨情之所至，心到景到，未必有其景，有其景則未必符其實，抒情表意而已。
本文語言十分精美。詩句以六字句為主，間以三字句、四字句、七字句和八字句，朗朗上口，韻律悠揚。句中襯以“之”、“以”、“而”等字，舒緩雅緻。有時用疊音詞，音樂感很強。如“舟遙遙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多用對偶句，或正對，或反對，都恰到好處。描寫和抒情、議論相結合，時而寫景，時而抒情，時而議論，有景，有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