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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總統林肯說過“世人都喜歡讚揚”，但我們在學習、生活工作中，因種種原因誰都難免一輩子不受批評。這樣，我們就會面臨一個問題一一怎樣對待批評?
古人云: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意思是說，特苦的藥往往是最好的藥，它雖然味苦，但有利於治病，別人的忠言也許有些逆耳，卻有利於修正自己的不良行為，別人的批評就是苦味的良藥，逆耳的忠言，我們千萬不可小覷。如何對待別人的批評不僅可以體現出一個人的襟懷，還可以檢驗一個人的處世原則和綜合素養。
抗日戰爭期間，昆明接納了西南聯合大學，聞一多、沈從文等四方賓客雲集昆明，昆明出現了歷史上少見的文化盛宴，昆明的文化對中國科學與文化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在來昆明的眾多賓客中，有-位賓客不被雲南人所歡迎，他就是被施蟄存稱之為“被雲南人驅逐出境”的李長之。他是山東利津人，曾就讀於北京大學預科，後就讀於清華大學，1936 年留清華大學任教，1937年秋到昆明經人介紹到雲南大學任教。李長之是個才子，一天可寫一萬五千字左右的長文，外加兩篇隨筆，其專著有獲學術界高度評價的《中國文學史略稿》《批判精神》等。年少氣盛的李長之在來昆明不到半年的時間就“被雲南人驅逐出境”，是因其寫了一篇短文《昆明雜記》。《昆明雜記》在學術界一登臺亮相，可謂一石激起千層浪，掀起了軒然大波，昆明人在《昆明雜記》中根本找不到恭維、誇耀昆明人如何熱情好客和雲南民族文化如何豐富多彩的字眼，也找不到讚美昆明的氣候如何好的文字，《昆明雜記》對昆明提出了指責和嚴厲的批評。《昆明雜記惹得雲南人大為光火，“且事為龍主席所聞”“據云綏公署欲請去談話”。當時昆明大小報紙對李長之群起而攻之，“李乃大恐，或雲坐飛機離滇，或雲坐長途汽車他往“，三十六計走為上，實事求是提出批評意見的才子李長之不得不逃之天天。2點時隔數年，餘斌先生在(西南聯大在蒙自》中對李長之事件的看法是:“李長之儘管特才傲物，話說得偏激一些，雖有了以偏概全之嫌，倒也非憑空捏造，昆明人那時不知為什麼竟有點兒反應過度。”曾在李長之事件期間擔任雲南大學校長的楚光南先生後來也針對“李長之事件”在《雲南文化的新階段與對人的尊重和學術的寬容》中寫道:“來到雲南的學者名流，對於雲南的批評，總是冠冕堂皇的一套恭維，如雲南天時氣候如何，人民性質如何，社會秩序如何之類，照他們說來，雲南真好得像天堂樣了，但情況並非完全如此。雲南固有得天獨厚之處，也有許多不足。真有自尊與自信者，就不應諱疾忌醫，害怕批評，哪怕批評很嚴厲，有些過火”。針對當時雲南人喜歡恭維和讚美，不喜歡批評的現狀，楚光南先生還在其論著中寫道:“那只是反映了雲南社會落後、幼稚、無知，才有著這種需要，需要表面的恭維，無論真也好，假意也好，至少反映了雲南還不能容納真實的批評，至誠的諫諍，無論是在極細微的地方。也就是雲南還沒有對人尊重和對學術寬容的雅量”。著有《西南聯大。昆明記憶》的餘斌先生，對當時雲南人愛聽恭維，也很有感觸地說:“你愛誇耀雲南是什麼什麼王國，人家就送你-項又一項“王國’的金冠，你說雲南民族文化豐富多彩，人家就說確實豐富多彩。但你能聽懂人家的話背後的意思嗎?這王國那王國，不就是些資源嗎?所謂豐富多彩，不就是色彩斑斕下面的落後嗎?”餘斌先生雖然已經透過恭維這表面現象看到了恭維後面所暗藏的是侮辱和欺騙，但令人遺憾的是，李長之已“被雲南人驅逐出境”了。
其實，批評和表揚樣，是使人健康成長、獲得成功不可缺少的因素。表揚能給人以鼓舞，也能使人飄飄然:批評使人一時受挫，但更能使人體會到跌跤的滋味，在清醒和自省中成熟。陳毅同志說:“難得是諍友，當面敢批評。”可以這麼說，批評本身就是一種愛，而且是一種高層次的愛，“小批評小進步，大批評大進步，不批評就退步”講的就是這個道理。能得到他人的批評不是一一件壞事，說明他人對你寄予厚望，他人的“逆耳忠言”，無非是希望你儘快成熟起來。從批評者的角度講，真正要做到“拉下臉”去批評一個人、批評一件事，並不是件很容易的事，甚至要經過激烈的思想鬥爭和深思熟慮，同時也說明他是一一個心懷坦蕩的人，是一個富有責任感的人，是你人生中的良師和益友。因此，我們必須真誠歡迎，不能虛以應付。
俄國文學家托爾斯泰說過:“只有什麼事也不幹的人，才不至於犯錯誤。”因此，對每個人來說，都有一個如何堅持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