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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官的施政與教化
做人需要做人的原則和技巧，為官也是一樣，為官也須有為官的原則與技巧，以求全事保身。為官須做到公正廉潔，須愛護民眾，這是前面已經闡述了的洪應明所論及的為官原則。此外，“畏小民”與“畏大人”，也是洪應明所論及的另一條為官原則。國人有傳統的敬畏之心。如《論語》中就記載有孔子之言:“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不同人或因有敬畏之心，或因無知故無畏，從而在境界中造成本質上的差異。
而在洪應明看來，為官者對於“小民”般的百姓民眾，也應該懷著一種敬畏，有了這種敬畏，就不會招來豪強蠻橫的罵名;為官者對於“大人”今天所說的“上級”，應該懷著一種敬畏之情，有了這種敬畏，就不會產生放任恣欲的意識。
這是一一種十分清醒的意識，對此，可舉例來說明。
唐太宗與魏徵是一對千古名君名臣，不少人知道魏徵敢於觸犯龍顏，敢於不顧一-切地極言直諫。但是，魏徵並不魯莽，他有他的準則。魏徵向唐太宗說自己可以做個良臣，卻不能做個忠臣。唐太宗不解，魏徵就說出了以下一番道理:所謂的“良臣”，流傳千古，能輔助君王得到美譽，同時，他的家族也能興旺自己的名字或許不易，子子孫孫可以繁衍。所謂的“忠臣”，碰上--個無道的君王，則有隨時被誅殺的可能，在國破家亡之後，就只能留下一句“曾有一位忠臣”之類的美譽。可見“忠臣”和“良臣”差別之大。
這番既在理，又包含著稱譽唐太宗之意的一席話，說得唐太宗連連點頭，也表達了魏徵的敬畏。因此，魏徵的直諫，並非胡意亂來，他講究委婉在理的技巧，以求取得最佳效應。這-點，唐太宗看在眼裡，記在心上，他曾對別人說:“人們都說魏徵舉動疏慢，我卻見到他的嫵媚。”(即《龍文鞭影》所說的“魏徵嫵媚”)由此，可見居官者“畏大人”的必要。
還是再以魏徵向唐太宗的勸諫之言，說明“畏小民”的必要。魏徵多次勸唐太宗要切實地以隋朝亡國作為治國之鑑。為此，他將君王比喻為舟，將民眾比喻為水，“水能載舟，也能覆舟。”強調君王要愛護民眾，要輕徭薄賦，使民眾真正得到休養生息，唯有如此，才可能有國家的長治久安。身為一國之君，要做到“居安思危，戒奢以儉”，否則，用強取豪奪的手段把民眾推到死亡的邊緣，最終只會促令民眾揭竿而起，加快整個王朝的傾覆，也會招致千古罵名，遭歷史唾棄。
唐太宗很是虛心接受關於君王要敬畏民眾的諫言，並落實在勵精圖治的施政措施中，從而開出了“貞觀之治”的一代盛世。歷史上，必須敬畏民眾的原因，根植於民本思想。正如西漢初期的思想家賈誼所言:“夫民者，萬世之本也。故夫民者，大族也，民不可不畏也。故夫民者，多力而不可適(‘敵’)也。”一一民眾是最大的族類，具有不可抗拒的力量，所以，民眾是千秋萬代延續的根本，民為重，君為輕，民眾也就是一切為君為臣者所不能也不敢不敬畏的物件。
這些思想在思考與表述的全面性與科學性方面，雖然不足以跟今天現代民主社會所信奉的民本理論相比擬，但其中的合理認識，確實包含著真理。為官的根本在於堅持原則，廉與公、愛民及畏大人畏小民，就是這些原則的一部分。原則必須不折不扣地堅持，否則，就會玷汙了自己的一生人品，毀壞了民眾的事業，傳統文化用了一個字:“方”，以形象地比喻這種必須堅持的方方正正的原則性。
洪應明尤其強調:為人為官者在“治世”，也就是安定而又有序的時代，應堅持原則性(所謂“處治世宜方”)，否則，誰缺乏了這種原則性，缺乏真切誠懇的心思，誰也就無異於乞丐，所作所為皆是虛浮。
在堅持原則性的前提下，洪應明還強調“圓”，也就是隨機應變的靈活性。正如他所指出的那樣，誰為人處世倘如像個木頭人，缺少應有的委婉、靈活、變通、機智和情趣，那他就易處處碰壁。從古今縱橫來看，那些能建奇功、成偉業的成功者，多是虛心婉轉、善於靈活變通之人;而那些因把握不住機會而成事不足、敗事有餘者，定是愚頑固執之人。
對此可以舉無數的例子，但篇幅卻不允許，於是，此處僅僅提楚漢相爭的雙方統帥一項羽與劉邦。
劉邦可謂虛心而又善於變通之士，他的磨下，能擁有諸如韓信、張良、蕭何等一批當時的良將賢相，並直接依靠他們及他們所統率的千軍萬馬，以人和再加把握天時地利，雖屢經挫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