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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精準扶貧這項工作的初期，2017年。.”靳哥開始回憶起來。
雖然精準扶貧是2013年11月，總書記在湖南湘西花垣縣十八洞村考察時，首次作出了“實事求是、因地制宜、分類指導、精準扶貧”的重要指示。
2014年8月1日，國務院決定從2014年起，將每年10月17日設立為“扶貧日”。
但在白馬縣是從2014年開始，那時不像現在這麼高度集中精力和財力，轟轟烈烈的投入到這場戰役中是2017年。
而路小北正是2017年4月15日才到白馬縣工作的，他見證的都是之後的事情了。
2017年整個脫貧攻堅工作期間是在做建檔立卡戶精準識別工作，每個村小組派工作隊員前去協助和監督選出建檔立卡戶，分三級公示：村、鄉、縣，一級公示期滿，再到上一級，一直到三級公示完畢。
2017年2月14日，身為白馬縣東林鎮那古寨村黨總支書記的李華維同志，在那古寨博巖村小組進行建檔卡戶評選的村小組會議上，突發腦溢血倒在了工作崗位上。
年僅49歲的他離開了鄉親，留給人們的是他對扶貧工作的忘我投入，為群眾脫貧的日夜辛勞。.一名長期奮戰在扶貧一線的村幹部，他的生命卻在工作崗位上劃了句號。
“在2017年2月14日晚上，我們在加班加點的過程中，八點過十分左右，不幸逝世，我們心裡比較的難過，比較悲痛，我們村委班子真的很捨不得。”據當時一起去的同事，白馬縣東林鎮那古寨村黨總支副書記聶懷聰說。
路小北對村委會工作人員的認識來源有幾個，一個是百度，另一個是王姐跟他說的，王姐說的形象些。
第一代村委會幹部的形象榜樣就是是雲南省楊善洲同志那時期的幹部，老一輩的人講無私、奉獻，默默地幹自己的工作，首先想的是鄉親，家人很少想起。
“我小舅老說我外公，那時我外公在村公所工作，那時不叫村委會，叫村公所。也沒多少工資，也不是國家正式編制，還每天都到村公所去上班，家裡的農活也幫不了多少，都是我外婆撐起來了。”王姐是這樣說的。
“而且自己家人也點好處，有啥好的總想著鄉親，從不為家人想，所以我們四子妹，工作也有沒分到的，分到的也是在條件不好的地方，工作也調動不了。.”王姐複核她小舅的話。
“而且在工作中講原則，公道正派，不變通，會得罪鄉親和領導，所以我們几子妹現在發展都遇到各種困難（以前外公得罪過的人）”她小舅原話。
第二代的村委會工作人員的形象是開開證明材料，東家又和西家起摩擦了，請求給予調解的地方等。
“我那時去過村委會蓋過章，因為讀書要民族證明，還有轉出戶口時也去過打證明，那時村公所沒要求固定上班，去時要先打電話。”王姐回憶起那時的村委會。
第三代村委會工作人員形象就是李華維李支書他們精準脫貧工作還沒開始前。那時要開始做班了，村委會所有工作人員輪班，一個人輪15天，要打考勤的，工資1500左右，主要工作也是開開證明材料，調解各類群眾糾紛，這時，有些會議了。
第四代村委會工作人員形象就是精準脫貧工作開始以後了。晚上寨子裡開群眾會，白天村委會里填各種精準扶貧要的表格，什麼納入表、收入表、公示表等等。
還要加各種工作微信群，網上曝出來有位村委會的同志加入的工作群有27個。下載各種工作app，上級要求的，剛開始學習瀏覽還行，後來大部分變成殭屍app，不動的意思。
工作實在是太多太多！工資只是漲了150元，到1650元了，這還只是支書和主任的，大部分村委會支書和主任是同一個人，行話“一肩挑”。其他人員，比如文書、婦女幹事這些少50元，1600元。
而且動不動，一做錯，比如扶貧系統裡錄個資料或者資料錄錯都要通報批評，動不動就問責。
加之出去外面打工潮興起，去到上海廣東等發達地區，每年能掙個五六萬回來，村委會辭職人員多！
白馬縣這地，有個最小的鄉鎮，轄四個村委會，全體人員全部提交辭職申請。
“大堡鎮這樣的大鎮，12個村委會，提出辭職申請的也有百分之八十到九十了。”這是路小北有次和指揮長去到大堡鎮時，鎮黨高官和鎮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