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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大臣也是該抬頭看天就抬頭看屋頂，該低頭看地就低頭找螞蟻。
有些生硬的臺階，但總比沒有好。
趙官家也是沒法子，一個說對方是王莽，另一個說對方是司馬懿，是該判誣告還是判誹謗？
各打五十大板也不行，話題是司馬光挑起的。
司馬光判重一些？也不行！辯論還未開始，判誰重一點輕一點，其他官員又會想官家是不是不滿意他？
嘉佑四友中的另外兩位，呂公著和韓維就著由頭打起圓場，每人講了個不合時宜的笑話，謊稱是二人剛才之言。
“哈……哈哈。”殿內趙官家笑了兩聲，官員也附和笑了起來。
此事就此揭過，延和殿內一時間充滿了歡快的氣息。
，！
【財政危機引發的帝國危機是任何帝國都掙不脫的枷鎖，對秦漢以來的歷代帝國來說，外戚、宦官、藩鎮、黨爭其實只是手足之患，貧富懸殊與土地兼併才是心腹之憂。
因為前者是技術性問題，吸取歷史教訓就能規避後者是結構性問題，是無論如何吸取歷史教訓也必然會到來的。
貧富懸殊危機穩定，讓支出增加土地間並危及稅收，讓收入減少，這就是財政危機引發的帝國危機。】
大明，應天府。
“先漢亡於外戚，後漢亡於宦官。”
“唐亡於宦官和藩鎮，宋亡於黨爭。”
老朱唸叨完，又想想自己的政策，沒毛病啊，都給這些打上了補丁，大明怎麼還亡了？
後人說大明亡於沒錢……怎麼就沒錢了呢？
總不能真是因為藩王生子太多，國庫都用來供養宗室了吧？
永樂年間。
朱棣也在自我懷疑中，該不能是因為我把宗室當豬養導致的吧？
如果萬曆帝知道二位老祖宗所想，絕對要說一句：老祖宗且放寬心，沒養那麼多，和我不太親的宗室，他們的俸祿我都拖欠著，一分不給。
【公元1068年8月，在大宋首都汴京的延和殿上，面對入不敷出的局面，朝廷的核心重臣王安石與司馬光為解決這一問題，發生了被稱為決定帝國曆史的最後一場辯論——延和殿廷辯。
這場辯論的第一個主題是如何解決財政危機所引發的帝國危機。】
【《續資治通鑑．宋紀》：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財者故也。
王安石主張開源，他認為財政危機並非當務之急，之所以有財政危機，是因為沒有找到善於理財之人的緣故，如果生財有道、發展經濟、收入足夠多，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就能一舉兩得的民不加賦而國用足。】
【《續資治通鑑．宋紀》：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不在民，則在官。
司馬光諷刺道：天下哪有這樣的道理？天地所創造的財富不在百姓手裡，就在官府手裡，因此他提倡節流。
面對缺乏彈性的農業經濟的現實，解決問題的關鍵在於壓縮財政支出。
他說所謂善於理財之人不過是按人頭徵稅，用各種陰謀投機取巧的手段奪取民利、盤剝百姓，其危害比明著加賦稅更為嚴重。】
【辯論的第二個主題：財富在國家與民眾之間應該如何配置，才能富國富民走出王朝興衰的魔咒？
王安石認為富國優於富民，小家的富裕依賴於整個國家的富裕，國家要富裕則需從天下取財。
首要的問題是保證國家的生存，因此要擴張權力的汲取能力，國家不但要解決國防問題，更要有足夠的資源來解決發展問題。
如果可以達到富國強兵的目的，即便短期損傷到了民眾的利益，長期看也是值得的。】
【司馬光認為富民優於富國，如果四民都富足有餘，國富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權力要自我限制，如果一味殺雞取卵，竭澤而漁，最後只會越搞越窮，應該將財政負擔落在真正有能力的人身上，根據經濟水平與能力的不同，承擔不同的財政責任。
因此司馬光在辯論中強烈貶斥歷史上“富國論”的代表人物桑弘羊，他批評王安石說：“你說的這些都是曾經桑弘羊欺騙漢武帝的話，害得武帝晚年盜賊並起，國家差點滅亡。】
【辯論至此戛然而止，儘管沒有再繼續下去，但其後的帝國曆史裡再也沒有一場辯論能談到這樣的深度。
在整場辯論中，儘管神宗沒有表態，但最打動神宗的一句話正是王安石被司馬光斥為謊言的那句話：“民不加賦而國用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