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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名有理想的君主，劉璋最近一直在深思一件事情。
那就是手下東州兵和蜀兵之間的裂隙，同樣的東州士人和蜀地士人之間的裂隙也在他的考慮範圍。
這件事情的優先順序在他心目中遠遠高於即將來臨的巴地叛亂。
他的父親劉焉在這件事上，樂於看到東州人和蜀人發生矛盾，並大力庇護人數極少的東州人。
有著以弱凌強、以小迫大的想法，一方面只要不是全蜀發動叛變，依靠兩萬東州人和劉焉招募的青羌兵自然可以鎮壓，另一方面，東州人為了自己能在蜀人頭上作威作福，同時害怕蜀人報復，只能緊緊抱在劉焉身邊。
這種做法讓劉焉坐穩了益州牧，但同時也讓他和益州士人離心離德，巴郡稍微遭到荊州別駕劉闔的煽動就聚眾謀逆。
坑起兒子來，劉焉向來是不留手的。
對於這種情況，劉璋對於士人的操作是接納蜀地士人，例如將王商置於州別駕的高位上，如黃權、張肅等蜀地士人，招攬進自己的幕府中，任其才幹，為他辦事，用來向蜀人表明，他沒有對蜀人的偏見之心。
再者就是東州兵和蜀兵二者的間隙，他手下的東州兵和蜀兵雖然屯駐在一起，同樣在這成都外的駐軍大營中。
但同在一營，東州兵和蜀兵之間可謂是涇渭分明、有若白黑，你是你，我是我，根本不像同在一個君主手下計程車卒。
如果按照這種情況，劉璋想等到上了戰場，只怕是友軍有難，見死不救，友軍被圍，不動如山。
這種情況在歷史上屢見不鮮，就像北齊神武帝高歡的手下。
高歡手下的大將高敖曹被宇文泰擊敗，逃到河陽城，河陽太守高永樂因為與高敖曹有舊怨，關閉城門不讓他進城。
高敖曹要求城上放一根繩子下來，結果不被理睬，便拔刀劈砍城門。城門尚未鑿開，追兵已經趕到，高敖曹只得藏到護城橋下，最後被宇文泰手下小兵發現殺死。
高敖曹作為高歡手下的漢族第一大將，就這樣死在了小卒的手裡，而高歡對高永樂的處置，不過是仗責了兩百軍杖了事。
其實高敖曹的死因透過高歡面對手下鮮卑士兵和漢人之間的矛盾，他的處理方式就能窺見一二了。
面對鮮卑和漢人的矛盾，高歡左右逢源。
對鮮卑人講：“漢人是你們的奴僕，男人為你們耕作，女人為你們織衣，上交粟帛賦稅讓你們溫飽無憂，為什麼還要欺凌他們呢？”
對治下漢人講：“鮮卑人是你們僱傭的兵客，得到你們一些衣物吃食，為伱們防盜擊賊，能保你們安寧度日，幹嗎那麼恨他們呢？”
兩頭瞞，兩頭騙，看起來很是聰明，可是這種小聰明有什麼用處，並未根本解決鮮卑人和漢人的融合問題。
明明開局二個王、四個二的高歡，始終難以拿下關中的宇文泰，反倒是被宇文泰屢屢反推擊敗，北齊最後的結局是被北周滅亡。
想到這裡，劉璋回憶起了北周的政治生態和軍事建設，這是他作為穿越者最大的財富，上下五千年的歷史教訓和經驗都在他的腦中。
不同於北齊高歡，高歡以權謀手腕得到關東，班底是湊出來和從爾朱家騙來的，沒有透過一場場硬仗磨鍊將手下的人擰成一根繩子，他手下鮮卑人和漢人彼此之間針鋒相對。
而北周宇文泰在面對強大且佔據優勢的北齊，考慮到自身弱小的情況下，不得不放下身段，拉攏關中豪傑和儒士進入自家的幕府，真正進行鮮卑人和漢人融合，打破族群的界限，進行混合整編，不分胡漢，只要有才幹，都能出人頭地。
宇文泰更是針對性的進行軍事訓練和軍制以及武器兵種的革新，建立的府兵制，為隋唐帝國的建立打了下堅實的基礎。
因此，劉璋自當不做高歡，而是要去效仿宇文泰的做法。
他不會同高歡一樣，在東州人和蜀人之間兩頭遷就、兩頭討好，這樣是沒有前途的，耍權術手段，固然可以稱雄於一時，卻並不可能真正開創一個新的時代。
當然，劉璋並不是要實行府兵制，東漢末年和南北朝的局勢情形、制度建設相差數百年，生搬硬套只怕是水土不服，他要學習的是府兵制的精髓。
府兵制的精髓在於將宇文泰手下的胡漢兩個族群進行碰撞，將他們縫合甚至拼接在一起，達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程度，這樣的團體內部凝聚力高，組織度更強。
所以他往甘寧的麾下調入東州兵，往徐猛和襲肅的麾下配入蜀兵，用意就是讓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