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夏讀史記

第9部分 (第2/4頁)

望。然而，就是這暴虐，卻依然延續了不短的時間，也即久矣。

當然，贏政在位不過三十七年，加上二世胡亥的三年，僅僅四十年而已。如果再細緻劃分，嬴政九年（前238年）親政，而初並天下，真正稱為始皇帝，乃是在二十六年（前221年），病死沙丘平臺又是在尚未足年的七月，而陳短工的揭竿而起原是在二世元年（前209年）——不過，所謂的天下苦秦，似乎是不可以如此計算起始的，起碼在嬴政之成為始皇帝之前，天下未必不曾苦秦。

當然，對這不夠純粹的至多區區四十年，歷史學家會不屑地說，猶如短短一瞬，聽上去竟是完全可以忽略的。這話的意思，在擺弄歷史的算學概念上或許不錯，但對於一個黑腦袋瓜兒黔首百姓的切實生活而言，歷史的長河云云之於他們的個體生命，根本是不搭界的事，所以四十年甚至更短的十幾二十年，也是需要他們一天天挨的，所以已經足夠漫長，或者說足夠久矣。

翻閱自初並天下至二世登基的不長不短的時間內，在陳短工舉事之前，始皇帝制下，竟然沒有一次成規模的反抗，所見至多不過零星的暗殺活動。譬如二十九年東遊時，於陽武博狼沙中，為盜所驚。對照留侯的世家，此次行刺應當是張良為韓復仇，與刺客用百二十斤大鐵椎潛伏狙擊，卻因情報不確，誤中了扈從的副車。據說頂替皇帝被砸死的，是皇帝兩個妃子。

另外一次則是三十一年十二月，皇帝微服夜行咸陽，在蘭池宮與盜遭遇，隨行武士儘管只有四人，但身手可想而知地了得，自然擊殺了對手。但此次的遭遇，儘管有後人以為也是張良之屬的六國遺臣，但大約未必如張良那樣的計劃行事，更可能是誤打誤撞，恐怕算不上是純粹意義的暗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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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的大多數（3）

因為張良二十九年的行刺，乃是在皇帝正式出遊的途中，預謀的潛伏是可能透過相應的偵緝手段做到的；而這一次的微服夜行，或許是皇上改臘為嘉平之後，賞賜黔首米羊之時的與民同樂，但終究屬於興之所致，行蹤基本上是無法預測的：兩次行動都導致皇帝下令大索，但博狼沙事件乃是大索於天下，與此次的大索關中相比，足可見出皇帝所以為的事態嚴峻之不同。而之所以大索，也可見出刺客的餘孽尚存，但那畢竟只是少數人的行動，儘管屬於遊俠之類的精英所為，但卻遠不及陳短工吳伴當後來的烏合壯丁，更有群眾基礎，更有反抗的代表性。換句話說，即便留侯和刺客的百二十斤大鐵椎，比起陳吳們所斬的木頭所揭的竿子，更具備武器的精緻殺傷力，但其對國家政權的摧毀力度，卻遠不及木頭和竿子們的呼喚效應，終於是小規模殺傷性武器而已。

至於三十六年熒惑守心，墜星落地東郡為石，有黔首在石頭上刻下“始皇帝死而地分”的忿忿之辭，不過是怨望的發洩而已，較暗殺哪怕是誤打誤撞的遭遇行為更加不如，徒然招致皇帝盡取石旁居人誅之的酷烈殺戮。

黔首們對暴政之苦的反抗，最暢快的個案，大約只存在於一個叫作孟姜女的寡婦滿腔仇怨的哭泣聲中。只是，哭泣的眼淚，雖然足夠宣洩苦的傾訴，卻於苦的久矣生存，沒有絲毫改變。長城的倒塌，只好是那個悲慘故事裡無濟於苦聊以自慰的可憐幻想。

所以，儘管皇帝被侯生盧生們以為樂以刑殺為威，天下畏罪持祿，莫敢盡忠，但自宗室以至黔首的朝野振恐，一片臣服，則是無疑的。因此，從國家角度來看，僕射周青臣的進頌，實在是當時狀況寫實的白描了：他時秦地不過千里，賴陛下神靈明聖，平定海內，放逐蠻夷，日月所照，莫不賓服。

暴政構成的恐懼，有時甚至比殘酷的滅殺本身，更有締造賓服的穿透力。因此，身處於深重災難之中的黔首們，比起不堪忍受的造反，對苦的忍耐，似乎更是他們生存的合適選擇。對威權制度的畏懼，以及由畏懼導致的崇仰，都使得他們不得不戀棧於苟安，而對所謂的苦甚至久矣的苦，發自內心地保持一種鴕鳥的心態。生活的壓迫，有時候也會使幸福感來得容易。三十畝地一頭牛即便根本實現不了，老婆孩子熱炕頭則是相對容易成就的生活境界，甚至付出血汗能夠換來飯有得吃覺有得困的基本生存，也依然不失為一種安心的滿足：有吃有喝還圖個啥嘞。

正如賈先生所云：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虛心而仰上。威權壓榨之下，大家都甘心做發臭的鹹魚，並不期待自己翻身。對威權統治的忍耐，誠然是極度的沒頂的苦，但相對於忍耐之反動的不忍耐，似乎接受起來更加容易，所謂寒者利短褐，飢者甘糟糠。好死不如賴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