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們怎樣評論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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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年，但它披上*的“合法外衣”不過只有一年有餘。發軔自2003年的“新教育實驗”能在如此短暫的時間內，快速精進與完善，離不開媒體的褒貶互動。

“新教育實驗”揚帆起錨後，共開過三次研討會。就“作秀”的頻率而言，似乎還不足以吸引數十家媒體的眼球。但從《人民日報》、《中國青年報》，到《新華日報》、《解放日報》，再到中央電視臺、人民網，官方媒體的陣容著實讓人咋舌。

非但官方媒體，眾多以民間輿論自居的媒體也參與了對“新教育實驗”的“炒作”。無論是主張“走進尋常百姓家”的《新民晚報》，還是試圖打動“小資”的中產階層報紙《外灘畫報》，抑或“一份有責任感的政經雜誌”《南風窗》，都以罕見的篇幅和頁碼報道了我們一貫難以理會的“行業新聞”。

根據我的媒體經驗，除非是*組織的宣傳活動，否則讓這麼多官方媒體集中在一年的時間內報道一件民間性質的教育行動是難以想象的；同樣就我有限的觀察，近年來，除了在政治領域內異常敏感的“呂日周事件”，還沒有見到哪個不關*無涉政治的“行業新聞”受到這麼多官方半官方媒體的自發追捧。

“新教育實驗”之所以能夠引起媒體的廣泛垂注，除了最高決策層重視未成年人問題的時事背景外，還在於朱永新的公開姿態。朱自己在教育線上上有個網頁，經常去那裡和關注“新教育實驗”的人們聊天，一個記者就是在網路上預約了對他的採訪。

朱的公開精神之可貴，還表現在他對輿論關注“新教育實驗”態度不一的寬容。雖然媒體在方向上對新教育予以肯定，但對“新教育實驗”的部分細節和未來提出了懷疑：“新教育實驗”的基本價值觀念是傳統的儒家道德，缺乏憲政國家必不可少的公民教育這個至關緊要的環節；既然實驗宣稱的理想教育與現實的分數教育有著不可調和的矛盾，那麼它到底能走多遠？

顯然，諸如此類的問題是“朱永新們”不能迴避的。“新教育實驗”的倡導者和實踐者必須作出回答。被迫回答的日子裡，他們表現出思考快速成熟的趨向，認知水平和行動能力也在逐漸向前推進。

一方面，“新教育實驗”的境界在媒體的探討中迅速提高。一開始，江蘇本地媒體和教育界的行業媒體的解讀，大抵停留在簡單理念或者活動枝節上。隨著行業外媒體和全國性媒體的介入，大家對“新教育實驗”的理解提升到“新希望工程”的高度。《南風窗》借教育界人士之口稱，該實驗有望在另外一重意義上，成為繼希望工程之後的“新希望工程”——原先的希望工程是一項增添書桌的工程，側重於物質；新希望工程是一項有了書桌後塑造一個什麼樣人的工程，注重於精神。從朱永新們日後頻繁使用的“新希望工程”的概念可知，他們和輿論界達成了共識。

另一方面，“新教育實驗”的內涵在媒體的激辯中快速豐富。朱永新的支持者、北京理工大學*教授，正在和朱永新等人謀劃一套公民教育的教材。不曉得公民教材的出現，與媒體對“新教育實驗”忽視了公民精神的批評是否相關。但我們已確切地知道，這套教材已擺放在北京大學出版社編輯的辦公桌上，今年年底有望面世。

毫無疑問，媒體對“新教育實驗”的促動絕不侷限於此。媒體接龍式的報導，客觀上變成了宣傳“新教育實驗”的“公益廣告”。來自朱永新的訊息說，欲圖加盟“新教育實驗”的學校在急劇增多，這個起初還盤桓在蘇州的實驗，已延展至中國的大半壁江山。越來越多的教育界人士認同並踐行朱永新的新教育。

當然，越來越多的人知道“新教育實驗”，也會使不認同的群體越來越大。我認為，這也是好事。事物就是在辯駁和交鋒的過程中推陳出新，存利去弊，漸漸成長的。向媒體公開的好處，正在於此。

“年度人物”中的小人物

青年農民高正落選了。180餘萬張選票，依舊沒能讓他感受重慶農婦熊德明此前一年的光榮——領取到中央電視臺2004年度經濟人物之社會公益獎。但高正還是成了名人，同樣由央視操盤的“中國法治人物評選”，讓他這個不能完整背誦一條法律條文的小人物，為2004年大結局的謝幕鞠了一個躬。

2004年，各種名目的年度人物評選陡然間多了起來，小人物也更多地進入媒體視野。最早發現中國艾滋病高危區的湖北醫生桂希恩，成了至少5家媒體年度人物評選的候選人：央視“2004感動中國人物”，人民網“十大風雲人物”，新華社“2004年：人物中國”，《南方週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