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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來自貸款者股東，於是我們的境況變得很奇怪，格萊珉成了一家由一名“政府官員”掌管的非國有銀行。
根據我們的法律構架，我是一名由政府指派的董事經理，因此，我必須遵守一名公務員須遵守的所有規章，包括我出國參加任何會議之前，都要得到總統的批准。一件尤其令人惱怒的事發生在 1985 年，我因出國申請被總統駁回而無法出席在內羅畢召開的聯合國婦女大會，他的問題是：“一個男人為什麼要出席聯合國的婦女大會呢？”
我的任命也是懸於遊絲之上，官方委任書上說，我“擔任董事經理，直至發出進一步的指令”。換言之，只要政府沒有對我的工作感到不快，我就可以坐在這個位子上。很可能我哪天早晨醒來會在報紙上看到，已任命別人取代我在格萊珉的董事經理職位。政府無須解釋將我解職的理由，也無須解釋接下來我該怎麼辦。
這種組織上的安排沒有穩定的保證，我一直在擔憂，這屆或下屆政府會突然把我取而代之，從而使格萊珉陷入危機之中。於是我去諮詢幫助我們建立起銀行的律師卡馬爾侯賽因博士，草擬一份要求國會批准修改格萊珉銀行法律構架的提案。提案須經由財政部遞交到國會，但部裡的官員們根本不想讓這個條款得到修改，他們幹嗎要去變更那個賦予他們變更董事經理的無限權力的條款呢？我送去了我的修改提案，財政部果然對它不予一顧。我又將它呈送給一個更高階機構，是由部長們組成的名為全國經濟理事會執行委員會。他們推薦採用我的建議，而財政部的終身部長仍不予理會，當我親自向他提出這個問題時，他爭辯說那個委員會不是政府，財政部無須聽取其指令。這是我從遲鈍的政府機器中得到的一個無法忘記的教訓。
我繼續不斷地去敲各種各樣的門。最後，我向阿薩德總統本人提出了這個問題。他命令他的財政部長在下一次內閣會議上提交審議我的提案，但是那位財政部長給總統的建議是不要修改那一條款。我沒有放棄。我向總統的秘書長說明了情況，這位高階官僚恰巧是我在科羅拉多大學博爾德分校教書時我的數學班的一個學生。我請求他的幫助，他答應將盡全力。他組織了一個高階別的專題會議，邀請了副總統、中央銀行行長、財政大臣、財政部長、計劃大臣和我本人參加，由總統擔任會議主席。
第七章 一家為窮人服務的銀行誕生了（3）
我竭盡全力為我的提案力爭，除財政部長以外的所有與會者都表示了對我的支援。財政部長的反對理由是，他擔心政府會失去對這家銀行進行必要監管的能力。儘管他提出了警告，會議還是批准了修改提議。提案終於被送呈國會，就在阿薩德政府被一次人民起義趕下臺及國會被解散之前，提案得到了批准。根據新的條款，一名董事經理必須由董事會而不是政府任命。經過一些法律程式之後，董事會任命我為格萊珉的董事經理，我不再是一名公務員，而是銀行的一個僱員了。更重要的是，格萊珉銀行現在可以自由地選擇一位為其股東利益服務的總裁，而不必聽從政府的吩咐了。
這一修正，是格萊珉銀行的法律構架中一項關鍵性的轉變。但為了更加確保格萊珉銀行的未來，還有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需要解決，那就是董事會主席的任命，它目前是由政府指派的。如政府的一貫作風，這一任命的有效期是“至發出進一步的指令”，那就是說，這位主席隨時可以被政府撤換。這種安排對銀行的穩定性構成威脅。董事會主席的作用至關重要，尤其是對我們而言：十三人董事會中的九位貸款者代表們一般都是文盲。
在整個 20 世紀 80 年代，格萊珉銀行積極進取的擴充套件規劃使我們每年大約新增 100 個分行。從喬布拉與坦蓋爾進行的六年試驗中學到的許多經驗，使我們得以對整套方法加以完善，這些新的分行質量都非常高。到 1985 年，我們擁有了一支由年輕的專業人員組成的出色的骨幹隊伍，他們都擁有好幾年鄉村工作的經驗，能夠指導並管理數以百計乃至數以千計的新進員工。我們在吉大港和坦蓋爾的一些最老的分行碰到了一些問題，我們在那裡執行檢測與糾錯的程式時，貸款者受到許多政策變更的影響。但是，在 1983 年之後建立起來的分行的運作都非常好。
起初我們將全國總部設在達卡郊區的夏莫里（Shymoli），地處城市金融區的外圍。我試圖推遲至首都的搬遷——在那裡，有權勢的官僚們看起來難免會脫離鄉村現實，但是到 1983 年，我們別無選擇了。
但我仍堅持所有人都要莊嚴承諾，保持我們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