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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偽證”，想以此來幫助他一直效忠的總統渡過難關。事實上，他曾在離任後聽過3月21日迪安和總統的談話錄音，但他自作聰明地以為，白宮裝有錄音系統僅有幾個人知道，只要錄音帶不公佈，這種事誰也說不清。霍爾德曼的自作聰明大錯特錯了。
1973年7月16日，尼克松的前助手亞歷山大·巴特菲爾德給了尼克松最致命的一擊：他向參議院特別調查委員會透露，從1970年以來，尼克松在白宮辦公室裡安裝了錄音裝置，把自己同所有人的談話都錄了下來。
偵破起來令人棘手和頭疼的案件一下子變得簡單和容易了起來：只須檢查尼克松的錄音帶，一切就會水落石出，設法讓尼克松交出錄音帶例成了偵破“夜闖水門”一案的關鍵。
鐵面無私的考克斯便承擔了這一重任，他是哈佛大學著名的法律教授、民主黨人，前不久司法部長理查森任命他為水門事件的特別檢察官，負責調查水門事件的真相。考克斯一上任就毫不客氣地要求尼克松總統交出錄音帶以供檢查。
參議院的特別調查委員會也遙相呼應，要求尼克松務必交出錄音帶。
尼克松以總統的“行政特權”為理由一口回絕了考克斯等人的要求。尼克松當初下令安裝錄音裝置，把自己同別人的談話記錄下來，為的是將來卸任後以這些談話錄音為參考寫回憶錄，彌補記憶的不足，按慣例去贏得一筆可觀的稿酬和版權收入。沒料想卻留下了遺患，為他的政敵提供了鐵證如山的證據。雖然極度後悔，但尼克松打定主意，就是不交錄音帶。
考克斯寸步不讓，窮追不捨，非讓總統交出錄音帶不可。
雙方僵持了幾個月。
1973年10月20日（星期天），作為美國最高行政長官的尼克松一怒之下，宣佈開除考克斯，撤消專事調查的特別檢察官辦事處，訊息傳出，司法部長理查森及副部長都極為憤怒，倆人同時宣佈辭朗以示抗議，過了不到24小時，這幾件事便以“星期六夜晚大屠殺”這樣聳人聽聞的標題被美國各家報紙、電視向全國做了報道，並引起了強烈反響。
不管外界如何鬧得滿城風雨，尼克松就是堅決不交錄音帶。這樣拖了半年多，鬥爭進入白熱化階段。
1974年7月24日，美國最高法院以8比0透過裁決：尼克松無權扣留刑事訴訟中的證據，並下令總統必須交出64盤錄音帶。
尼克松已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再也無法耍賴了。他無可奈何且極不情願地將64盤錄音帶交給了法官。
法官們以極大的耐心，一盤又一盤，一遍又一遍地反覆聽這些錄音帶，一個重要的疑點終於被他們發現了：有一盤錄音帶上的18分鐘的錄音被人為地洗掉了！這盤錄音帶錄自水門事件發生後的第三天即1972年6月20日，談話人是尼克松和他的辦公廳主任霍爾德曼。
這18分鐘的談話內容是什麼？是否與水門事件有關？為什麼事後要人為地洗掉？是不是做賊心虛、銷燬罪證？一系列問號留給了調查委員會和美國公民。
接著，最高法院又一次下令，要求尼克松將其急的74盤錄音帶全部交出。
在這最後的74盤錄音帶上，法官們終於找到了尼克松參與掩蓋水門事件真相的直接證據：在1973年6月23日的一盤錄音帶中，人們清楚清晰地聽到了尼克松同霍爾德曼討論如何“讓中央情報局壓倒聯邦調查局，使這次調查不能進行”的聲音，總統甚至粗暴地嚷道：“我他媽的才不在乎發生了什麼呢？我要求你們給我保密……，不管是掩蓋事實還是其它什麼手段，只要能保住密，就那樣幹！”
尼克松的防線已徹底地崩潰了。要求彈劾尼克松總統的呼聲一天比一天高。
1974年7月27日，眾議院司法委員會透過表決，向國會眾議院提出了彈劾總統的動議：第一，指控總統採取一系列行動阻撓對水門事件進行公正的調查；第二，指控總統廣泛濫用總統權力；第三，指控總統蔑視國會傳調錄音帶的命令。
緊跟著，彈劾之聲傳遍華盛頓。8月4日的《華盛頓郵報》寫道：在國會的各個走廊和衣帽間裡充滿了這樣的氣氛：人人都在談論水門事件和尼克松。“彈劾的魔鬼已經放出來了，不可抗拒的彈劾的巨輪正在轉動”，“對很多人來說，現在的問題不是他是否下臺，而是何時和如何下臺”。
彈劾制，最早本是英國的法律制度，以後被美國沿用。所謂彈劾，實為審訊，但又與審訊不完全相同。它只能定罪，而不能判刑。彈劾之權屬於參、眾兩院，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