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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授民時。“故古之王者，尊天地，重陰陽，敬四時，嚴月令。順之以善政，則和氣可立致，猶枹鼓之相應也。今朝廷忽於時月之令，諸侍中、尚書近臣宜皆令通知月令之意，設群下請事；若陛下出令有謬於時者，當知爭之，以順時氣。臣聞五行以水為本，其星玄武婺女，天地所紀，終始所生。水為準平，王道公正修明，則百川理，落脈通；偏黨失綱，則踴溢為敗。《書》雲”水曰潤下“，陰動而卑，不失其道。天下有道，則河出圖，洛出書，故河、洛決溢，所為最大。今汝、潁畎澮皆川水漂踴，與雨水併為民害，此《詩》所謂”燁燁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者也。其咎在於皇甫卿士之屬。唯陛下留意詩人之言，少抑外親大臣。臣聞地道柔靜，陰之常義也。地有上、中、下：其上位震，應妃、後不順；中位應大臣作亂；下位應庶民離畔。震或於其國，國君之咎也。四方中央連國曆州俱動者，其異最大。間者關東地數震，五星作異，亦未大逆，宜務崇陽抑陰，以救其咎；固志建威，閉絕私路，拔進英雋，退不任職，以強本朝。夫本強則精神折衝，本弱則招殃致兇，為邪謀所陵。聞往者淮南王作謀之時，其所難者，獨有汲黯，以為公孫弘等不足言也。弘，漢之名相，於今亡比，而尚見輕，何況亡弘之屬乎？故曰朝廷亡人，則為賊亂所輕，其道自然也。天下未聞陛下奇策固守之臣也。語曰，何以知朝廷之衰？人人自賢，不務於通人，故世陵夷。馬不伏歷，不可以趨道；士不素養，不可以重國。《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非虛言也。陛下秉四海之眾，曾亡柱幹之固守聞於四境，殆聞之不廣，取之不明，勸之不篤，傳曰：”士之美者善養禾，君之明者善養士。“中人皆可使為君子。詔書進賢良，赦小過，無求備，以博聚英雋。如近世貢禹，以言事忠切蒙尊榮，當此之時，士厲身立名者多。禹死之後，日日以衰。及京兆尹王章坐言事誅滅，智者結舌，邪偽並興，外戚顓命，君臣隔塞，至絕繼嗣，女宮作亂。此行事之敗，誠可畏而悲也。本在積任母后之家，非一日之漸，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也。先帝大聖，深見天意昭然，使陛下奉承天統，欲矯正之也。宜少抑外親，選練左右，舉有德行道術通明之士充備天官，然後可以輔聖德，保帝位，承大宗。下至郎吏從官，行能亡以異，又不通一藝，及博士無文雅者，宜皆使就南畝，以視天下，明朝廷皆賢材君子，於以重朝尊君，滅兇致安，此其本也。臣自知所言害身，不闢死亡之誅，唯財留神，反覆復愚臣之言。是時，哀帝初立，成帝外家王氏未甚抑黜，而帝外家丁、傅新貴，祖母傅太后尤驕恣，欲稱尊號。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執政諫爭，久之，上不得已，遂免光、丹而尊傅太后。語在《丹傳》。上雖不從尋言，然採其語，每有非常，輒問尋。尋對屢中，遷黃門侍郎。以尋言且有水災，故拜尋為騎都尉，使護河堤。初，成帝時，齊人甘忠可詐造《天官曆》、《包元太平經》十二卷，以言”漢家逢天地之大終，當更受命於天，天帝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忠可以教重平夏賀良、容丘丁廣世、東郡郭昌等，中壘校尉劉向奏忠可假鬼神罔上惑眾，下獄治服，未斷病死。賀良等坐挾學忠可書以不敬論，後賀良等復私以相教。哀帝初立，司隸校尉解光亦以明經通災異得幸，白賀良等所挾忠可書。事下奉車都尉劉歆，歆以為不合《五經》，不可施行。而李尋亦好之。光曰：”前歆父向奏忠可下獄，歆安肯通此道？“時，郭昌為長安令，勸尋宜助賀良等。尋遂白賀良等皆待詔黃門，數詔見，陳說：”漢歷中衰，當更受命。成帝不應天命，故絕嗣。今陛下久疾，變異屢數，天所以譴告人也。宜急改元易號，乃得延年益壽，皇子生，災異息矣。得道不得行，咎殃且亡，不有洪水將出，災火且起，滌盪民人。“哀帝久寢疾，幾其有益，遂從賀良等議。於是詔制丞相御史：”蓋聞《尚書》‘五曰考終命’，言大運一終，更紀天元人元，考文正理，推歷定紀，數如甲子也。朕以眇身入繼太祖，承皇天，總百僚，子元元，未有應天心之效。即位出入三年，災變數降，日月失度，星辰錯謬，高下貿易，大異連仍，盜賊並起。朕甚俱焉，戰戰兢兢，唯恐陵夷。惟漢興至今二百載，曆紀開元，皇天降非材之右，漢國再獲受命之符，朕之不德，曷敢不通夫受天之元命，必與天下自新。其大赦天下，以建平二年為太初元年，號曰陳聖劉太平皇帝。漏刻以百二十為度。佈告天下，使明知之。“後月餘，上疾自若。賀良等復欲妄變政事，大臣爭以為不可許。賀良等奏言大臣皆不知天命，宜退丞相御史，以解光、李尋輔政。上以其言亡驗，遂下賀良等吏，而下詔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