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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綱紀有序，六親和睦，此非天之所為，人之所設也。人之所設，不為不立，不修則壞。漢興至今二十餘年，宜定製度，興禮樂，然後諸侯軌道，百姓素樸，獄訟衰息。”乃草具其儀，天子說焉。而大臣絳、灌之屬害之，故其議遂寢。至武帝即位，進用英雋，議立明堂，制禮服，以興太平。會竇太后好黃老言，不說儒術，其事又廢。後董仲舒對策言：“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天。天道大者，在於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天使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陽出佈施於上而主歲功，陰入伏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務德教而省刑罰。刑罰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今廢先王之德教，獨用執法之吏治民，而欲德化被四海，故難成也。是故古之王者，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教化以明，習俗以成，天下嘗無一人之獄矣。至週末世，大為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又益甚之。自古以來，未嘗以亂濟亂，大敗天下如秦者也。習俗薄惡，民人抵冒。今漢繼秦之後，雖欲治之，無可奈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一歲之獄以萬千數，如以湯止沸，沸俞甚而無益。闢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能勝殘去殺者，失之當更化而不能更化也。古人有言：”臨淵羨魚，不如歸而結網。‘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而災害日去，福祿日來矣。“是時，上方征討四夷，銳志武功，不暇留意禮文之事。至宣帝時，琅邪王吉為諫大夫，又上疏言：”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時，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者也。其務在於簿書、斷獄、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今俗吏所以牧民者，非有禮義科指可世世通行者也，以意穿鑿，各取一切。是以詐偽萌生，刑罰無極，質樸日消，恩愛浸薄。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非空言也。願與大臣延及儒生，述舊禮，明王制，驅一世之民，濟之仁壽之域，則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上不納其言，吉以病去。至成帝時，犍為郡於水濱得古磐十六枚，議者以為善祥。劉向因是說上：”宜興辟雍，設庠序，陳禮樂，隆雅頌之聲，盛揖攘之容，以風化天下。如此而不治者，未之有也。或曰，不能具禮。禮以養人為本，如有過差，是過而養人也。刑罰之過，或至死傷。今之刑，非皋陶之法也，而有司請定法，削則削，筆則筆，救時務也。至於禮樂，則曰不敢，是敢於殺人不敢於養人也。為其俎豆、管絃之間小不備，因是絕而不為，是去小不備而就大不備，或莫甚焉。夫教化之比於刑法，刑法輕，是舍所重而急所輕也。且教化，所恃以為治也，刑法所以助治也。今廢所恃而獨立其所助，非所以致太平也。自京師有誖逆不順之子孫，至於陷大辟受刑戮者不絕，繇不習五常之道也。夫承千歲之衰周，繼暴秦之餘敝，民漸漬惡俗，貪饕險詖，不閒義理，不示以大化，而獨驅以刑罰，終已不改。故曰：“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初，叔孫通將制定禮儀，見非於齊、魯之士，然卒為漢儒宗，業垂後嗣，斯成法也。”成帝以向言下公卿議，會向病卒，丞相大司空奏請立辟雍。案行長安城南，營表未作，遭成帝崩，群臣引以定諡。及王莽為宰衡，欲耀眾庶，遂興辟雍，因以篡位，海內畔之。世祖受命中興，撥亂反正，改定京師於土中。即位三十年，四夷賓服，百姓家給，政教清明，乃營立明堂、辟雍。顯宗即位，躬行其禮，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養三老、五更於辟雍，威儀既盛美矣。然德化未流洽者，禮樂未具，群下無所誦說，而庠序尚未設之故也。孔子曰：“闢如為山，未成一匱，止，吾止也。”今叔孫通所撰禮儀，與律令同錄，臧於理官，法家又復不傳。漢典寢而不著，民臣莫有言者。又通沒之後，河間獻王採禮樂古事，稍稍增輯，至五百餘篇。今學者不能昭見，但推士禮以及天子，說義又頗謬異，故君臣長幼交接之道浸以不章。樂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移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而動，然後心術形焉。是以纖微憔瘁之音作，而民思憂；闡諧嫚易之音作，而民康樂；粗厲猛奮之音作，而民剛毅；廉直正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寬裕和順之音作，而民慈愛；流辟邪散之音作，而民淫亂。先王恥其亂也，故制雅頌之聲，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儀，合生氣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