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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魯士和奧地利也未能擺脫法國思想的影響，同樣陷入了改革的壓力之中。“為防止爆發革命，我們必須改革。必須去幫助那些在上帝保護下的人們。”一個普魯士官吏這樣描寫當時的形勢。馮·施泰因和馮·哈登貝格兩位男爵著手起草改革方案，方案在很大程度上是依照法國的模式。中學和大學的教育改革，主要貫徹了著名學者威廉·馮·洪堡的思想。直至今日，德國的大學教育仍然貫穿著洪堡的精神。改革的總體設想，是使普魯士的臣民變成獨立思考的公民，能夠帶著責任感參與國家的工作 — 或許在什麼時候，也能有一個與國王處於平等地位的人民代表機構出現。
在另一個領域，拿破倫也是一個大變革者 — 當然不是出於他的情願：在被法國佔領的不獨立的國家裡一再發生反抗運動；拿破倫為了戰爭，越來越關注金錢和士兵，他的這個慾望越明顯，反抗也就越強烈。特別是在德國，這種反抗已經成為反拿破倫的民族運動。如果說這個國家的詩人和哲人早已把自己看成是一個“文化民族”的一份子，那麼現在他們就也想成為一個“國家民族”。哲學家約翰·戈特利布·菲希特在《向德意志民族的演說》中，要求他的同胞“塑造自己的品質”，重新成為德意志人。“讓我們不僅在我們的身軀而且在我們的精神面前躬身禮拜，成為它們的俘虜。”這種維護民族特徵的願望，也是導致“解放戰爭”爆發的原因之一，這場戰爭導致了法國在歐洲霸權的結束。德國人日益增長的、有時是過於強烈的民族自覺性，也在這裡有它的歷史淵源。
工業革命
從“法國壓迫者”下得到解放，使很多歐洲人都夢想著一個美好時代的到來，併為所有人帶來更多的政治權利。但這正是王公貴族們要防止發生的事情。從1814年秋到1815年夏，他們召開了旨在重新規劃歐洲的“維也納會議”， — 希望儘可能多地保留舊的東西。會議在奧地利宰相梅特涅的主持下，試圖重新建立1789年以前的狀況。如果說，他們真的相信，這樣一來時鐘就可以倒轉，那他們就大錯而特錯了。歐洲並不平靜。用警察國家的方法，王公們雖然還能夠製造“穩定和秩序”的假象，但人們的不滿卻仍然存在。1848年，終於爆發了革命。從法國開始，蔓延到了整個歐洲。人民到處要求在政治上有發言權；在前幾個月裡，還出現了王公們似乎打算讓步的跡象。但實際上他們只是想贏得時間，聚集新的力量，企圖再次用武力維護他們的利益。在巴黎、維也納、柏林，起義都遭到失敗。
王公們在政治領域一再阻礙變革，或至少推遲變革的進行，但經濟生活卻發生了越來越快速的變化。十八世紀下半葉在英國開始的變革，對人們的生活產生了根本性的影響，我們可以稱其為“工業革命”。它徹底改變了人類從務農和定居所開始的生活環境。
作為世界主導的海上和殖民大國的英國，變得越來越富有了。一個開明的市民階級對這種財富和日益增長的自信，使這個國家也成了起領導作用的精神大國。而這對工業化和自然科學的發展具有決定性的意義。當時的精神之父，當屬伊薩克·牛頓（1643…1727），他藉助嚴格的數學法則描繪自然現象，並透過觀察和實驗加以印證。根據他由此所得到的知識，使人們對自然界的力量有了更多的理解，並在技術上加以運用。其中的典型例子就是一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發明：詹姆斯·瓦特1789年設計的第一臺可供實用的蒸汽機。這臺機器不僅減輕了人的勞動強度，而且還可以在很多領域取代手工勞動。礦山和冶煉業，鋼鐵的生產，都有了革命性的變化。緊接著是紡織業從新技術得到了莫大的好處：蒸汽驅動的紡紗機和織布機發明了出來，對棉花的加工更加方便和快速。紡織品的生產飛速提高。新的，更大的工廠建立了起來，人們需要更多的機器，產品不再在手工工場生產，而是在工廠了。鋼鐵的需求量與日俱增，為使原料和產品儘快送到所需要的地方，改善運輸條件已具有突出的地位。
蒸汽船隻和蒸汽機車就是工程師們對交通問題的回答。1821年，利物浦和曼徹斯特之間修建的第一條鐵路開始執行；鐵路線的擴建使工業獲得了新的動力。大批次生產的時代開始了，英國走上世界第一工業國的道路。
儘管有了很多發明和更新，但工業化仍然需要勞動力。他們大批來自農村，因為農民只依靠農業已經不能維持生活。很多小農不得不把自己的土地賣掉，和奴僕和使女一樣湧入城市。“農村人口外流”又導致了城市的迅速發展。例如曼徹斯特，1760至1830年，居民從1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