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蕭條時代1929-1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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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關係法、社會保障法、財產稅法案、公共事業法，以及有史以來最慷慨的救濟計劃——“公共事業振興署”（WPA）。

對數百萬的老百姓來說，公共事業振興署很快就成了山姆大叔作為朋友、供應者和僱主的人格化符號。“我為我們的合眾國而自豪，”北卡羅來納州的一位佃農聲稱，他跟家人一起住在一個只有一間房的加油站裡，“每次聽到《星條旗永不落》的時候，我都感覺到自己的喉嚨在哽咽。世界上還沒有哪個國家有足夠的見識能想到WPA及所有其他機構。”為WPA工作帶有它自身的適度的尊嚴，因為它既不意味著嗟來之食，也不僅僅是打掃落葉。實際上，很多丈夫失業的妻子很快就開始這樣說：“我們不再接受救濟——我男人在為政府工作。”

第四章　公民及其政府（7）

這家機構給低收入工人與政府的關係帶來了引人注目的改變。跟州政府負責執行的FERA不同，WPA在被僱傭者與華盛頓僱主之間建立了一種友好的關係，而且，它很快就認識到了地方政府與聯邦權力機構之間的區別，就公平和效率而言，後者似乎更高一籌。而且，儘管這一計劃也有缺點，但它在心理上的效果，大大有助於證明WPA官員所宣稱的目標是正確的：“幫助人們昂起頭、挺起胸，手裡不閒著。”在1939年由WPA建成的紐約世博會大樓上，鐫刻著這樣的題字：“工作是美國對數百萬無所事事者的需求的最好回答。”人們越來越多地聽到：工作的權利成了美國政府的基本保證之一。

WPA在1935年夏天的出現，標誌著工作救濟與直接救濟的分離，因為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那樣，後者如今被交還給了各州和地方當局。到1939～1940年，大約有四分之三的直接救濟支出是來自各州的基金。這一時期的200萬受益人——家庭和單身人士——當中，有很多人不如在老的FERA體制下過得好，每個家庭每月的津貼平均是25美元，在某些州（比如阿肯色和密西西比）甚至不超過3到5美元。

然而，有能力就業的人（WPA就是為他們設計的）一般可以讓自己的命運變得更好。平均月工資在50～60美元，每週的工作時間很少超過40小時。在哈里？霍普金斯治下，WPA儘可能把其經費中的最大份額分配給工資這一塊，指望地方稅收供養的公共團體在某項既定的計劃上合作，提供大多數生產資料和工具。最後，據評估，後者的貢獻佔到總成本的四分之一。生產成品屬於州、市或縣。一個沒能力提供配套資金的窮州，比如密西西比州，其收效就不如境況更好的州，它們無法維持學校、游泳池和運動場，還有窮困者的工作崗位。到1941年1月，財政部花了大約100億美元，在這些年裡，WPA為將近800萬人提供了就業崗位，佔全國所有工人的五分之一，總共養活了2；500到3；000萬人。

從一開始，WPA就在極力找出那些被自由企業和公民動議所忽略或推遲的任務。它的成績單令人印象深刻。它們包括：紐約市4；000萬美元的北灘機場，以及全國各地將近600個其他機場，超過50萬英里的公路和街道，超過10座橋樑和高架橋。修建或重建了11萬個公共圖書館、中小學、禮堂、醫院、法院及其他類似的建築。50萬個排汙駁引設施和100多萬個新廁所，對改善公共衛生的重要性，不亞於WPA所搞的蚊蟲控制、排水溝和淨化水。在南方，WPA的革新直接帶來了傷寒症死亡病例的急劇減少。救災工作緊跟著1937和1938年顯得特別突出的洪水和颶風之後接踵而至。

同樣值得注意到是，到1941年1月——在這個時候，WPA養活著1460家託兒所——提供了將近60億份學校午餐，為貧困兒童和成人縫製了3億多件衣服。縫紉組構成了WPA女性僱員的大部分，在高峰時期聚集了30～40萬人。該機構在教育和文化方面的工作，我們稍後將會討論，不過在這裡可以順便指出，這一時期新添置了將近8；000萬冊圖書，主要在中小學和公共圖書館。就連最嚴厲的批評者也承認，WPA極大地增進了美國社群中的便利、衛生和整潔。在一個不那麼切實的方面，WPA就業機會平等（不管種族、膚色和宗教信仰）的觀念，也對實際民主的傳播產生了有益的影響。

隨便選擇一份兩個禮拜的活動記錄，就可以讓我們看到一幅政府透過WPA影響不同地區（特別是貧困群體）日常生活的略圖。在1940年1月的兩週時間裡，有125萬人參與了加入國籍、職業訓練、藝術、保育及其他類別的活動；17；000人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