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蕭條時代1929-1941

第9部分 (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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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邦政府控制跨州企業的另外幾股線一年接一年地紡著。前面已經提到過的1935年的公共事業法，不僅試圖保護中小投資者免遭控股公司之害，而且還想透過要求執行合理的價格和開放財務賬目供聯邦電力委員會審查，來保護消費者和公共利益。像西南部的巨石（胡佛）水壩、蒙大拿州的佩克堡水壩、西北太平洋的博納維爾和大深谷水壩以及加利福尼亞的中央谷工程這樣一些電力企業，把政府轉變成了實際的經營者。在田納西流域管理局治下，政府更進了一步，嘗試去做民營企業力所不及的事：改進就業機會、安全和健康，換言之，就是改進整個地區的生活水平和社會價值。。　最好的txt下載網

第四章　公民及其政府（5）

在這方面，以及在救濟和住宅計劃上，你可以看到，在經濟領域，政府與民營企業之間的本質差別。公共福利是前者的主動力，利潤則是後者的動力。老百姓需要什麼——而不是他們買得起什麼——成了政府的社會服務觀念中的決定性因素——

一個面對這些需求的政府，著手滿足它們時不是基於手頭的現金或最終利潤的計算，而是要帶著這樣一種確信：賬單會透過分攤給納稅人的方式來支付。國家作為供應者的角色，預示了它作為籌款者和收稅人的功能。在新政的治理之下，政府本身開始成為全國無可匹敵的最大企業。

新政的第一筆專門預算（1934財政年度），使得聯邦支出比1933年增長了20億美元，所有撥款的大約60％被用於“復興和救濟”。在1936年結束之前，儘管稅收更高了，但國債還是達到了300億美元，到1940年是430億。像大多數美國現象一樣，國債也變得很龐大。一位雲遊天下的記者（在全國各地進行意見取樣）發現，接受救濟的人自然而然地表示贊成，年輕一代中大多數人也是如此。一些重要的權威人士（甚至包括專業的經濟學家）堅持認為，國債大可不必擔心，因為人民會把它記到自己的頭上。另一方面，批評者則指控，錢被花在了“瘋狂的實驗”上，不合理的稅收侵蝕了商業信心，它們確實隱藏著國有化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計劃。他們進一步認為，這樣的稅收純粹是以更高的價格把壓力轉嫁到消費者的身上，而更高的價格導致更低的消費，反過來導致更多的失業，形成惡性迴圈。

正是帶著這種精神，美國製造商協會指責1935年提高遺產稅和贈與稅、增加5萬美元以上收入的所得稅、開徵累進位制企業所得稅的立法是濫用聯邦權力，“懲罰節儉和成功”。另一個虐待狂式的壓力——這些批評者是這樣解釋的——隨著1936年的稅收法案而出現了，該法案設立了一項“未分配利潤稅”。如果沒有這些儲備金，沒有這些痛苦呻吟的經理，擴張的計劃是不可能的，他們的大聲疾呼導致了後一屆更有同情心的國會讓這項稅在1939年終止了。新政參與者們辯護說，這些徵稅是建立在支付能力的基礎上的，而那些膽子更大的人則坦率地聲稱，徵稅不應該僅僅用來獲得收入，還要用來重新分配財富。許多州和有些城市很快就效法華盛頓所樹立的榜樣，紛紛加入到收稅和花錢的行列當中，導致每年的政府開支——聯邦、州和地方的——從1929年的110億美元增長到了1938年的170億。跟聯邦資金配套的強烈誘惑幾乎是不可抗拒的，因為，像新建的校舍、醫院、公園、運動場、下水道系統和公路都是透過這種方式獲得的，而且，地方的失業負擔也減輕了。就各州的情況來說，對來自其邊境之外的商品所徵收的“保護性關稅”增加了，而所得稅也在繼續發展，直到20世紀30年代末，大約有三分之二的州採用了這一稅種。儘管累進所得稅比聯邦所徵收的要少得多，但也足以在1939年帶來3億多美元的收入。

最重要的革新是營業稅。這一稅種是西弗吉尼亞州在1921年引入的，一直沒有仿效者，而艱難時期到來後有21個州在1930～1935年間採用這一稅種。少數自治市也跟著效仿。例如，到30年代快要結束的時候，紐約市的營業稅每年所帶來的收入將近6；000萬美元。諸如此類的稅收，對窮人的負擔比富人更重。據估算，一個年收入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