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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曾主動為企業出謀劃策，將專案分塊切小，規避現有的申報制度。當企業最終遭到懲罰的時候，這一切便都成了“原罪”的證據。
企業“原罪”是“監管真空”所縱容出來的產物。在很多企業案例中，我們看到，企業家因自己的行為不被制度所容而鋌而走險，但相關的政府監管部門卻令人吃驚地沒有恪守監管之責，以致違規行為日漸猖獗。於是，那些冒險者要麼成就霸業，要麼造成無比慘烈的悲劇。這一特徵在資本市場上尤為明顯，在呂梁的“中科系”案以及唐萬新的德隆案中，其違規手法之大膽和明顯都已到了路人皆知的地步，但在相當長的時間裡卻不見監管者的蹤跡，以致其崩塌之際也造成了重大的社會惡果。
當今中國的商業界仍處於潛規則太多的時期。正如文學家餘秋雨對中國歷史所觀察的那樣，“我們的歷史太長、權謀太深、兵法太多、黑箱太大、內幕太厚、口舌太貪、眼光太雜、預計太險，因此，對一切都‘構思過度’”。我們至今缺少對一種簡單而普適的商業邏輯的尊重，缺少對公平透明的遊戲規則的遵守，缺少對符合人性的商業道德的敬畏。所有這一切都使得中國企業的神話或悲劇難以避免地蒙上了一層莫名的灰色。
這個時代，在許多人的眼裡，沒有對錯之分，只有生生不息的成長。事實上，一個國家的商業法則的成熟與確立，往往同那一代企業家的實踐和遭遇是分不開的。榮·切爾諾在《洛克菲勒傳》中揭示了一個現象：“洛克菲勒和他那一代商業鉅子，在經商中表現出來的無與倫比的才智和貪婪，直截了當地向美國提出了有關規模經濟、財富分配、企業與政府之間應保持何種關係等一些十分棘手的問題。”這種互動最終推動美國的經濟立法及商業精神趨向成熟。而關於原罪的討論、反思及清算，也是中國商業環境日漸成熟的標誌。
在這個意義上，“原罪”最終將是一個偉大世紀生成過程中讓人尷尬卻很難避免的“黑點”。
“中國式失敗”之三：職業精神的缺失
在討論“中國式失敗”的時候，除了體制和制度問題之外，我們還得著眼於“中國式企業家性格”。
哈佛商學院的管理學教授克里斯·阿基里斯曾經寫道：“許多具有專業知識及天分極高的人幾乎總能做成他們要做的事，所以他們極少有失敗的經驗，而正因為他們極少失敗，所以他們從來不曾學過如何在失敗中汲取教訓。”
出現在本書中的企業家，都是他們那一代人中的不世豪傑。跟《大敗局》中的眾多草莽人物相比，一個讓人印象深刻的區別是，他們中的不少人擁有令人羨慕的高學歷，他們中有教授（宋如華）、發明家（顧雛軍）、博士（仰融）、軍醫（趙新先）、作家（呂梁）以及哈佛
作品相關 自序：關於“中國式失敗”的思考（2）
商學院總裁班學員（孫宏斌）等等。他們也並非對風險毫不在意，如託普的宋如華在創業之初就曾經專門拜訪落難中的牟其中和史玉柱，向他們當面討教失敗教訓。甚至在公司規範化經營及戰略設計上，這些公司也與當年《大敗局》中的企業不可同日而語。華晨、德隆、三九及健力寶等公司都曾經重金聘請全球最優秀的諮詢公司為其服務，德隆的唐萬新甚至還有一個擁有150名研究員的戰略研究部門。
然而，敗局卻如宿命般地一個個突然降臨。在公眾眼裡，它們傾覆的表象與內因似乎總籠罩著一層莫名的迷霧。但是，當我們將它們進行一番梳理之後竟發現，儘管這些企業的規模已經遠遠大於當年的三株、秦池，而從失敗的“技術含量”來說並沒有提高的跡象。
它們仍然失陷於兩個因素——
其一，違背了商業的基本邏輯。絕大多數的失敗仍然與違背常識有關。在託普、順馳等案例中我們都可以看到，當企業家冒險突進的時候，所有的業界領袖以及他本人都知道這將是一次無比兇險的大躍進，它不符合一家企業正常成長的邏輯，在現金流、團隊及運營能力方面都無法保證常規的運作。所以，它們最後的傾覆變成了一個“理所當然”的敗局。從這些敗局中，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絕大多數的失敗都是忽視了經營管理最基本的原則，失去了對管理本質的把握。
其二，企業家內心慾望的膨脹。對於企業家來說，你很難分清楚“野心”與“夢想”到底有什麼區別。拿破崙說過的那句名言“不想當元帥計程車兵不是好士兵”被引用了無數遍，它似乎永遠是適用的。這是一個不講究出身與背景的競技場，機會永遠屬於那種勇於追求的人。然而，商業終歸是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