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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政府的鼎力支援，戴國芳將全部精力都傾注到了專案的可行性上。
鋼鐵行業儘管在表面上是一個大進大出的行業，可是其贏利的秘密則仍然是規模與成本的控制藝術。100多年前，安德魯·卡內基在打造他的鋼鐵帝國時，天才地發現了這樣的準則。他說：“價格的低廉和生產的規模是成正比的，因此，生產規模越大，成本就越低……降低成本，搶佔市場，開足馬力，只要控制好成本，利益自然就來了。”
戴國芳沒有讀過卡內基的書，可是他卻不折不扣地遵循了“卡內基準則”。
840萬噸的規模，已足以讓鐵本躋身中國最大的鋼鐵公司的行列，當時全國超過1000萬噸的鋼鐵廠只有寶鋼和唐鋼兩家而已。戴國芳聘用了很多頂級鋼鐵專家參與論證和定位，在技術方面，從鍛熔、鍊鐵到燒結、焦化等部分，均採用了國內最先進的裝置，高爐則採用國家允許的120噸高爐。
跟幾乎所有的領域一樣，民營鋼鐵企業一直有成本上的優勢。有資料顯示，民營企業鍊鐵成本比國有企業每噸要低60元到90元，鍊鋼成本每噸低60元到150元，成品每噸低100元到300元。因而，戴國芳說：“就像家裡造房子一樣，你去買一套現成的房子，它貴得很，我們自己去買材料造，它就能便宜50％吧。我們搞一個高爐只要3個多億，而人家要7個億乃至8個億。”為了形成長遠的成本優勢，戴國芳還與澳大利亞的一家公司達成了長期的鐵礦石供應協議，比市場價格便宜很多。當時，他的協議價格為每噸300多元，市場上每噸則在1000元左右，而且這個價格長期不變。
戴國芳的這些投資措施，加上鋼鐵市場的持續高溫，使得幾乎所有的人均對這一專案抱以樂觀態度。戴國芳本人也信心爆棚。他對前來採訪的江蘇媒體記者說：“鐵本要在3年內超過寶鋼，5年內追上浦項。”寶鋼、浦項分別是中國和韓國最大的兩家鋼鐵廠，分列全球第五、第三。
鐵本：鋼鐵之死 棋局中的一枚棋子
當戴國芳豪言要“超寶鋼、追浦項”的時候，他的身邊其實已經瀰漫起了一場漫天大霧。世局如棋，變幻無常，戴國芳是一枚只顧自己埋頭往前衝的棋子。
對於中國企業家來說，“政治是什麼”始終是一個問題。在這個群體中，我們看到太多的過度熱情者、視而不見者、公然對抗者、茫然無知者，可是，卻很少發現分寸拿捏準確、進退從容有序的人。
一直到入獄的時候，只有小學學歷的“民營鋼鐵大王”戴國芳都沒有搞清楚這個問題，或者，他從來沒有問過自己這個問題。放眼當時國內，正有兩場大討論如火如荼地展開著，它們的結論將極大地影響中國經濟成長的棋局，戴國芳身處變局卻毫不知情。
第一場大討論是關於中國民營企業的重型化趨勢。
自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中國經濟的復甦是一場民營企業崛起的歷史，這些體制外的草根工廠在沒有任何資源和工業背景的情形下，從鄉間萌芽，自輕紡和快速消費品等“輕小集加”型行業入手，漸漸形成了一股強大的經濟力量。到2001年前後，民營企業對國民經濟的貢獻率已經超過國有企業，擁有最大量的產業工人和產業資本，在很多行業，“國退民進”已成一種趨勢。也是在這一時刻，隨著住宅、汽車、電子通訊等終端需求行業的增長，市場對上游的能源產業，如對鋼鐵、有色金屬、電力、煤炭等形成了巨大的需求，中國的產業結構發生了從輕型化向重型化躍遷的必然調整。向來嗅覺敏銳的民營企業家無疑意識到了這個重要的轉型，那些已經完成了原始積累的企業家們開始紛紛向一直被視為是國有企業“禁臠”的上游產業挺進。在這一群體中，戴國芳大概是知名度最低的一個，就當他在長江邊做鋼鐵大夢的時候，上海復星的郭廣昌正謀劃在浙江寧波建一個幾乎同等規模的鋼鐵廠，著名的四川希望集團劉永行則在內蒙古緊鑼密鼓地籌劃一個投資過百億元的電解鋁工程。
針對這一活躍景象，經濟界和傳媒界有不同觀點。有人認為，上游產業是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應該由國有企業唱主角，不應該讓民營企業入場攪局。有經濟學家甚至認為，這些產業根本不可以市場化，應當由國家來壟斷經營。另一種觀點則為此歡呼不已，《中國企業家》雜誌在一篇評論中不無激越地寫道：當人們看到，民營企業的升級和中國的新型工業化正在適時對接，民營“企業家精神”和民營資本一併注入中國的重工業中的同時，人們不再懷疑：
耕耘在重工業領域的民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