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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從來就屬於企業性質。還有些“事業單位”本來就是“站錯了隊”，實際上是政府的附屬機構。不過，中國事業單位的主體，仍然是最基本的教育、衛生、科技、文化和農業技術服務領域的公共服務機構。目前，單教育和衛生兩個行業的職工，就佔了事業單位全部職工人數的70％；而中國70％以上的科研人員、95％以上的教師和醫生都集中在由政府出資舉辦的各類事業單位。這些數字都足證事業單位的公共服務性質。
由是，我們基本可以把下一步事業單位改革所面臨的任務歸納成兩部分，一為分類剝離轉制，一為重建公共服務體制。就事業單位本身來說，兩部分任務或可分別稱為“破”與“立”，抑或“減法”與“加法”。後者較前者更具挑戰性。
根據研究和試點改革經驗，專家們一般將中國跨行業、跨部門的龐大的事業單位群體分為三類，亦即行政類、公益類及生產經營類。在改革中，將行政類與生產經營類進行清理和規範至為重要。一些行政執法部門以“事業單位”出現，兼具政策、監督、執行、處罰職能，且以財務自收自支的方式執行，因為“政事不分”而利益衝突顯著；一些生產競爭性產品的實體以“事業單位”身份自重，無法建立合理的公司化治理結構，由於“事企不分”而嚴重影響經濟效率。
對這些名實相悖的“事業單位”，當然應當進行清理規範，剝離轉制。特別是對那些明顯從事經營性活動的“事業單位”，在確認其所提供產品或服務並不具備類似基礎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產品的公益性特徵之後，應當堅決改為產權明晰的企業，使其可以按市場化經則准入、發展和退出，其員工的醫療、退休等福利也可更好地納入正在完善中的社會保障體系。這些領域若有行業嚴格監管需要，亦應以市場化方式透過法治渠道落實。這是符合改革方向和尊重市場經濟經則的正確做法，最終將更加有利於相關領域事業的繁榮發達。
除了上述可被稱之為“破”的舉動，改革遲早要觸及真正意義的提供公共服務的事業領域。這很可能是事業單位改革的主戰場，難度更大，風險也更大。我們覺得，對於這部分核心領域的改革，政府決策層必須有明確戰略、謹慎方針和紮實操作方案，其目標是建立起公平而有效率地提供公共服務的新體制，使基礎的醫療、教育、科技、文化等公共服務能夠福澤最廣大民眾，包括偏遠地區和經濟上處於底層的貧苦民眾。在這部分可被稱為“立”的任務中，公平性的考慮至關重要，意味著政府應當明確自身的首要責任，重新調整公共支出的重點，儘快建立起公平合理、有效運作的財政轉移支付體系，建立起合理的監管框架；而效率是實現公平性的重要保證，因此公共服務的提供者不應簡單以“所有制”型別劃界，更應實施自由進入和公平競爭的市場經則。
中國的事業單位改革，其實是繼國有企業改革、政府機構改革後的中國公共部門改革第三階段。某些領域和部分地區的探索事實上早已開始，但全域性性改革何時自上而下全面推進，目前仍然沒有看到明確的時間表。我們理解，當前由發改委牽頭的跨部門課題研究、研討會和地方性試點都是改革探討也是預熱。而隨著*中央最新提出的“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一步步落到實處，預熱過程必將加速，預熱面必將不斷擴大和深化。在不久的將來，一場“重建中國公共服務體制”的全方位事業單位改革必然會全面鋪開。
…2004年第7期…
改革的成本和不改革的成本
日本經濟“失去的十年”之經因，及其近來的成功治療，足以為鑑。
隨著2005年下半年日本經濟復甦，至少有兩個問題引起海內外業界高度關注：其一，日本經濟重振對世界及亞洲經濟的影響；其二，日本經濟過去十餘年沉浮的經驗教訓。第一個問題相對簡明。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日本復甦對全球經濟的正面意味是顯著的。至於日本“失去的十年”有哪些經驗教訓，對中國最有啟迪之處，我們以為應當集中於對制度轉軌的理解。
經濟學家們說得很清楚，日本的經濟衰退不是週期性，而是結構性的；結構性改革的艱難，造成了日本經濟復甦的遲滯。日本總務兼郵政改革大臣竹中平藏在接受《財經》採訪時也承認，日本20世紀90年代的潛在經濟增長率應該達到2％～3％，實際經濟增長率僅為1％。日本沒有遭遇東南亞或者韓國那樣暴烈的經濟危機，因而沒有迫在眉睫的壓力，也就沒有改革的動力，於是在停滯中一待就是15年。
日本的產業￡？金融￡？政府政策一體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