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不言敗:我挑戰了麥當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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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根本否定廚師存在的概念。在麥當勞每個崗位，都像打掃衛生一樣的簡單，各崗位的差別，不在手藝，而在規則和規範。於是他把這一套管理辦法就搬到了紅高粱。一上任就要求店鋪取消廚師的概念，每個工作人員都要在短期內適應各個工作站的操作程式，推行3/30計劃。即每個人30天學會3個崗位的操作。然而，紅高粱當時的生產方式並沒有完全實現機械化或工業化，這一套對於以手藝為主的紅高粱快餐來講是不適用的。結果過早否定了廚師的概念，忽視了廚師“手藝”在中式快餐企業中的地位和作用。結果是既缺少了“手藝”，又沒有機器裝置的優勢，造成產品質量下降，銷售額下滑。

機器與手藝是一對矛盾，處理的好，就會出現奇蹟，處理不好就會影響企業的健康發展。透過紅高粱的實踐讓我深深的體會到“適度工業化”的重要性。我認為這應該是中式快餐的主要生產方式。我們既要工業化，又不能丟掉“手藝”優勢。只有把兩種明顯對立的“生產方式”在中式快餐企業裡有機的結合起來，才能形成中式快餐的特色。

麥當勞式的哲學和他們的語言符號與中式快餐的哲學和語言符號迥然不同，用西式快餐的管理辦法來管理中式快餐是不靈的。

另外，還有產品組合問題，處理不好快餐品種“多”　和“少”的關係，也會影響中式快餐企業的發展和效益。

麥當勞走的是完全工業化的道路，他的產品組合選擇的是“單一化”原則。顯然，這個品種組合原則也不適合中式快餐，因為知識經濟時代，就是多元化、個性化服務的時代。產品單一化道路不符合今天的市場和消費者的要求。可是，完全多樣化的道路又不便於快餐企業的連鎖經營和發展。我的體會是，中式快餐企業品種組合走“適度多樣化”的道路比較合適。一句話，品種既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西式快餐和中式快餐是兩種不同的語言符號系統。

重新認識我自己

2000年10月29日晚上子時，被鄭州市金水區的幹警帶到公安局。10月31日被刑拘，12月6日被捕，開始了我的囹圄生活。從我國象形文字角度看，“囹圄”（現代人叫“監獄”），就是把犯人給關起來。“關裡”既管理。我發現，“關裡”並不是最痛苦的，最痛苦的是得不到任何你想知道的訊息或資訊。

最令我痛苦的就是剛進監號的第一個月，吃不下，睡不著，想不通。每時每刻都在思念自己的親人，希望知道外面的訊息，比如，父母知道嗎？二老現在怎麼樣？知道這訊息後會是怎樣，能受得了嗎？公司怎麼樣了，還經營嗎？

我覺得人在等待“訊息”時，簡直就像醫生說你得了絕症，讓你在那裡等死一樣的痛苦、難熬。

人突然到這種環境，最困難的是改變“角色”，由自由的人變成失去自由的犯人，“民族英雄”一下子成為“階下囚”，就像讓你從此改變走路的方式，由站著走路，變成了跪著走路一樣，與其說“角色”難以變換，不如說“心態”，難以調整。

當第一次走進這個地方的時候，就覺得我一下子掉進了周圍全是腐爛的死屍堆裡一樣。40米2的面積裡，關押著幾十名犯人，有吸毒者、殺人犯、搶劫犯、盜竊犯、強姦犯、黑社會頭目等等……

接下來你必須每時每刻要跟他們一起生活，“同吃同住”、“與狼共舞”，簡直“令人作嘔”。怎麼能吃得下飯？睡得著覺呢？

我厭惡周圍的一切，根本不願多看一眼，碰任何地方都嫌髒。

大概一個星期過去了，這個監號裡的“值班員”（我們叫“號長”），似乎看出點什麼，很直率的對我說：“想開點吧，到這兒來的沒一個‘好東西’，你也和我們一樣，都是犯人，好不到哪去。該吃吃，該喝喝，啥事兒別往心裡擱！”

我也跟他們一樣？我也是壞人？

與張書海在同一個監號

三個月過後，慢慢適應了這裡的生活。地板一塵不染，吃飯睡覺整齊劃一，各種物品放置有序，連毛巾都要求是一條線，被子疊得有角有稜。在押人員，不管你犯得是什麼罪，不管你在外是老闆、還是局長；不管是年輕的，還是老的，一律服從命令，聽從指揮。

過去一想到監獄、看守所這樣的地方，第一感覺就是吃不飽，一天三頓都吃稀的，所以稱“坐牢”叫“喝稀飯”。而事實並非如此。這裡的管教幹部和領導，特別重視在押人員的吃飯問題，穿衣問題。生怕吃不飽，生怕穿不好，因為這是衡量看守所達標管理的一項重要內容。

我在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