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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會議不顧周恩來、王稼祥等前方軍事領導人的反對，決定將毛澤東“召回後方”，專做政府工作，“所遺總政治委員一職，由周恩來同志代理。”
從此，毛澤東失去了軍權。
寧都會議激起的餘波很快落到了黃克誠頭上。
黃克誠一貫“右傾”，多次反對紅軍攻打中心城市，對抗中央路線，而且主張打“土圍子”，擴大蘇區，這些主張簡直是毛澤東的翻版，因而寧都會議結束後，紅三軍團專門開展對黃克誠的批判。
廣昌會議對黃克誠進行了集中批判。
本來，王稼祥在寧都會議上是支援毛澤東的主張的，但是，作為中央和中革軍委派來的代表，王稼祥還是在會上講了話，批判黃克誠。
黃克誠聽到寧都會議上，毛澤東的正確主張遭到批判，並離開紅一方面軍的訊息，心裡說什麼也想不通。
紅軍三次反“圍剿”，採取了毛澤東提出的“誘敵深入”等正確的戰略戰術，取得了完全勝利，這是全軍將土有目共睹的事實。毛澤東之所以在紅一方面軍全體將士面前享有很高的威信，三次反“圍剿”的勝利是一個重要原因；至於反對攻打中心城市，又有什麼錯誤？中央關於奪取中心城市的計劃在目前敵強我弱的情況下，是很不現實的。湘南暴動開始時何等壯烈？但是，經過冒進湘南，遠離根據地，一味攻打縣城，八千湘南子弟所剩無幾！
湘南暴動失敗的教訓太深刻了，所以黃克誠才認識到攻打中心城市是不符合實際的。事實上，二打長沙的失敗，贛州之圍徒勞無功，三千紅軍將士血染沙場，不就是最好的證明嗎？毛委員反對攻打中心城市難道不對嗎？
黃克誠想不通，特別是毛澤東離開紅一方面軍更使他對中央蘇區的前途，憂心忡忡。脫離了毛澤東軍事戰略戰術的紅軍，下一步將如何去行動呢？
如今，又一次面對“右傾機會主義”的指責，黃克誠仍堅持自己的意見，不僅拒絕檢討自己的“錯誤”，而且敢於直言不諱，批評上級推行的是“左”
傾盲動主義，表示支援毛澤東的正確主張。
在對自己的集中批判面前，黃克誠再次表現了一個真正共產黨人堅持真理，剛直不阿的革命胸懷，將個人的安危置之度外。
黃克誠的表現使他再次被降職。
上級認為黃克誠態度不好，一再頑固地堅持錯誤，已經不適宜帶兵，於是撤銷了黃克誠紅三師政治委員的職務，調任紅三軍團政治部宣傳部長。幾天之後他又被調任教導營政治委員。這樣，一個多星期之內，連撤兩職。黃克誠對此泰然處之，仍然勤懇紮實地在教導營工作，並沒有因為遭受批評與降職而鬧情緒。
秋去冬來，寒風陣陣。山上的楓樹，盡染紅色。
賀昌又從紅一方面軍總部回到了紅三軍團，擔任政治部主任。
這位年輕的上級領導一回來，便打聽那位愛與他爭吵的年長的下級——黃克誠。
於是，黃克誠又被賀昌從教導營要了回來，擔任政治部的組織部長。
不是“冤家”不碰頭。賀昌與黃克誠仍舊意見相悖，每天“爭論”不休，賀昌指責黃克誠右傾機會主義，黃克誠也毫不客氣，回敬他是盲動主義。
老朋友相聚，還是那副老樣子，爭論歸爭論，但他們彼此相處十分融洽，並沒有因為各自主張不統一而影響工作。
黑雲壓境，殺氣騰騰。
蔣介石在南昌設立了贛粵閩邊區“剿匪”總司令部，任命何應欽為總司令，積極準備對中央蘇區發動第四次大“圍剿”。
1932年12月，在結束了對鄂豫皖、湘鄂西蘇區的“圍剿”後，蔣介石調集數十萬大軍，親臨南昌，分兵左、中、右三路，採取“分進合擊”的作戰方針，對中央蘇區採取包圍態勢，開始了對中央革命根據地的第四次大“圍剿”。
面對敵人的“圍剿”，中央蘇區進行了積極的備戰工作。
1932年10月13日，就在毛澤東被撤銷紅一方面軍總政委，回到中央政府主持工作的第二天，中華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頒佈了《關於戰爭緊急動員的第十二號通令》。
10月29日，周恩來、朱德、王稼祥聯合釋出了《告全體紅色戰士書》，指揮紅軍投入反“圍剿”的戰鬥。
11月24日，紅一方面軍總部又釋出緊急訓令，指出“敵人大舉進攻的戰火就在眼前”，要求各部隊抓緊政治工作，提高軍事素質，赤化新佔區域，做好反“圍剿”的各項準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