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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鳴翻閱一本專事追述死亡英雄的《革命英烈》雜誌時發現了白靈。
鹿鳴五十年代中期在白鹿村搞農業合作化時結識了白嘉軒，在白嘉軒的門框上看到過那塊“革命烈士”的牌子，他寫過一本反映農民走集體化道路的長篇小說《春風化雨》而轟動文壇，白嘉軒被作為小說中頑固落後勢力的一個典型人物的生活原形給他很深印象。鹿鳴讀了那篇追憶白靈生平死亡的文章，竟然激動不已，連著一週東奔西顛終於找到了文章作者。作者是一位滿頭白髮的革命老太太說她和白靈曾是同學，她和白靈一前一後被地下黨轉到南梁根據地。白靈在根據地清黨肅反中被活埋時，她正在接受審查，就住在關過白靈的囚窖裡等待活埋。此時，中央紅軍到達陝北，周恩來代表黨中央毛澤東親赴南梁制止了那場內戕，她才倖免於難。那時候，白靈剛剛活埋三天……
鹿鳴沒有驚詫而陷入深沉的思考，更令他悲哀的是，在他年過五十的今天，他才弄清楚，白靈是他的親生母親……
白靈一進入紅軍在南梁的根據地，就有一種受虐待的小媳婦回到孃家的舒展和放鬆的暢快感覺。她一看見那些在坪場上操練的戰士，就忍不住笑得彎下了腰。令她發笑的是紅軍戰士五花八門的服裝，有的是當地攔羊漢常穿的黑襖黑褲；有的上身穿一件有墊肩的國軍軍官呢了制服，下身卻是一條手工縫製的大折腰棉褲；有的上衣是已經開花露絮的破襖，下身卻穿著鄉村士財主才穿的暗花條紋綢褲。帽子和鞋更不講究了，有的戴國軍士兵制帽，有的裹一塊白布或藍布帕子。腳上蹬著的有吃飯也是一樣的。無論士兵，無論大隊長支隊長乃至最高統帥廖軍長，都在一個鍋裡舀取同樣的飯食。沒有椅凳，更沒有飯桌，大家一律蹲在地上，圍成一圈邊吃邊聊，為數不多的幾位女隊員，也習慣了和男隊員一樣蹲在一堆吃飯。白靈第一次端著打上了洋芋絲小米乾飯的碗蹲下去時，忍不住又笑得差點跌倒。
白靈被安排做文化教員。一孔窯洞裡擺著石頭樹根和順地放著的木頭，戰士和軍官輪流上課，輪流進出窯洞，輪流坐石頭和木頭。她的黑板是一扇用鍋底黑墨染制過的門板，粉筆是用黃土泥巴搓成指頭粗細的泥條；後來有熱心的戰士在山坡上發現了一種質地酥軟的灰白料礓石，寫出字來跟標準的粉筆錠兒相差無幾，從而代替泥條。戰士們則一人一根樹枝在地上練寫，白靈在黑板上寫一劃，戰士用樹枝在地上劃一劃，給戰士教會了“共產黨紅軍為人民打日本救中國‘這些字，而每個人名字就分別施教了，白靈面對那些稚氣未脫的小戰士，感到一種莊嚴和神聖，這些穿著五花八門連自個名字也不會寫的大孩子，註定是中國腐朽政權的掘墓人，是理想中的新中國的奠基者，他們將永遠不會忘記在這孔土窯裡跟她學會了讀寫自己的名字。她得到上至廖軍長下至小隊長的表彰，也得到游擊隊員們的擁戴，一方面是她出色的工作，另方面則由於她活潑開朗的性格。她給游擊隊員教字學文化，也幫他們縫補撕裂磨損的衣褲鞋襪，報酬往往是要求他們給她唱一支家鄉民歌。這些大都來自黃土高原溝溝岔岔時的娃子，操著濃重的鼻音唱出一曲又一曲悠揚哀婉的山歌，令人心馳神蕩。他們生硬怪異的發音，使她聽不懂歌詞的意思，常常一句一句、一字一字訂正後才翻釋成長安官用語言。她每得到一首便抄摘到小本上，居然聚匯攏了厚厚一本，她把那些酸溜溜的傾匯愛的焦渴的詞兒改掉，調換成以革命為內容的唱詞，只需套進原有的曲調裡，便在幹部和隊員中間很快流行起來，有一首居然成為這支紅軍游擊隊的軍歌。
白靈半年後調到軍部做秘書。軍部也是一孔窯洞，有五六個男女工作人員，她對他們包括廖軍長都不陌生，不過現在接觸的機會更多了。她第一次見廖軍長是聽他給隊員們講軍事課。廖軍長的面貌似乎就是一個軍長應該有的面相；四方臉，短而直的鼻樑，方形的下巴，突出卻不顯“奔”兒的額頭，那雙鑲嵌在眉骨下眼下，很容易使人聯想到石崖下的深澗。白靈一下子意識到游擊隊員有許多張和廖軍長極其相似的臉型，這是黃土高原北部俊男子的標準臉框，肯定是匈奴蒙古人的後裔，或是與漢人雜居通婚是後代，集豪勇精悍智慧謙誠於一身，便有完全迥異於關中平原人的特點而具魅力。他是整個游擊隊裡文化最高的人，也是軍事知識最豐富的人。他畢業於黃埔軍校，參加過北伐戰爭，隨後被迫退到關中拉起一杆共產黨舉行暴動。暴動失敗，又退回北部高原再次組軍，直到把紅軍仍沿用三十六軍又葬送到滋水縣的秦嶺山中。現在的紅軍仍沿用三十六軍的番號，他已變得聰明，變得老練，再不貿然出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