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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歷史之發展未達適當的縱深時，中國之改革者和歷史家同有將中國應做的整備看輕的趨勢。中國的革命通常被與明治維新相比。其實日本在德川幕府時期有帶競爭性的諸藩，已有將他們的社會生活和經濟生或按照商業條理處置之姿態。各封建領主之下有“藏元”，亦即營業經理。銀行業稱“兩替屋”者，有的尚為幕府匯款，有了幾百年歷史。批發商叫“間屋”，也構成各種“組”。同業公會稱“株仲間”。道路交通網稱“五街道”者已將各大都會聯結。“宿驛”遍及各地，通訊則有“飛腳”。海船之定期航行者稱“回船”，又兼理保險事業。所以，構成資本主義貨幣管理的主要因素大多已在事前存在。明治維新不過在這種種商業因素之上加了一個總攬一切的政治組織，資本主義的體制即此就緒。
中國歷史也不能與俄國革命相比。中國缺乏彼得大帝以來種種西化基礎，同時無隸農制度，他們在100多年之前尚在帝俄裡存在。嚴格說來，正統的馬克思主義無從對中國人提供技術上解決問題辦法。《共產黨宣言》一向被稱為革命行動之指導，讀時應當注重其實際上對問題著手之步驟。“革命之生產方式”僅能由經濟組織最前進的國家執行。共產主義者不當另外組勞動階級之黨抗衡。這些都已寫在《宣言》之內。
雖說美國對中國曆來不乏好意的支援，美利堅卻不能在歷史上對中國提供歷史上的嚮導。美國成立時衡平法與習慣法之結合雖未全部完成，兩者交匯至少已有超過100年的歷史。美國人不能想象農場之管理和鄉村之治理不能以金錢為主的情形；他們瞭解，立法雖接近現代化，後面沒有社會上強迫執行的要求，則到頭仍行不通。美國的商業效率，亞洲國家不能輕易照抄，因為它有環境上的優點，將一種業已證明有效的系統在長時間內逐漸加於一個大陸的廣大地區之上。另一方面，她奮鬥的特殊紀錄，包括“塞家叛變”（Shays‘s Rebellion）， 威士吉叛變，各州否定聯邦法律（Nullification），各州高持“州權”（staterights）的例子，更有關於貨幣、銀行、反對托拉斯、管制勞工與跨州商業的立法而產生的各種糾紛。這樣一來，現下美國分工合作的辦法，也是隻此一家了。如果我們要從歷史裡得到教訓，最好還是追根看清資本主義在西歐發展的原始形貌，才能為了解今日之中國提供一大有益借鏡。
從宏觀的立場看來，世界上從無一種全然相同的事物在歷史上發生兩次。每一事物都有它獨特之基點。所以在提出因果關係時，我們也應當將歷史事蹟儘量前後連貫看去，而不應因一時一事偶爾相似即下定論。
高層機構：國民黨與蔣介石
在上列例子裡，可以看出所有國家都企圖脫離以農業經驗為作主的管制方式，採取重商主義的辦法，不論其結局稱為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這運動由小國波及太國，從海洋性的國家觸及大陸性格的國家，從歷史文化不十分鞏固的國家到這種力量根深蒂固的國家。不僅法國大革命和俄國的十月革命可視作這普遍趨向裡所作的大型調整，即是今日多數國家的掙扎，包括“有錢的”和“沒錢的”，可以在數目字上管理的和不能在數目字上管理的國家，也仍離不開這組織上的問題。
假使我們將這世界史的大框加在中國史之上，即可看出鴉片戰爭以來之事蹟並非一連串，做得無頭無腦上下不得的錯誤。中國對西方之挑戰的反應既強烈，也前後一貫。她起先拒絕改變，以後將改變限於若干方面，並企圖振起傳統的社會價值以為抵制。這和其他各國的經驗比較起來也只算得合乎情理。如果與荷蘭及英國曠日持久的紀錄相較，也不能說中國已放棄了很多機會，坐費了不少寶貴光陰。讀者可以再三考慮目下的一段隱喻：中國是一隻大型的潛水艇夾肉麵包。五四運動已經策劃了上面這塊長麵包，昔日文士官僚今日已醒覺為革命的主使人。邏輯裡下面這塊長麵包，亦即為數億萬無從區劃的農民，則構成革命之動力。可是前者的自覺與後者之解放尚不是這群眾運動之終點。最後之目的在使全國接近世界標準，能在數目上管理，擴大這國家功能上可活動的程度，也增迸它結構上的實力。
以這樣的眼光看來，中國的當代史可以簡明的條例：國民黨和蔣介石製造了一個新的高層機構。中共與毛澤東創造了一個新的低層機構，並將之突出於蔣之高層機構之前。現今領導人物繼承者的任務則是在上下之間敷設法制性的聯絡，使整個系統發揮功效。
蔣曾受無數指摘。有人批評他缺乏系統，凡事臨時湊合。也有人說他無從肅清內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