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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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善意相待。他們相信，若予以適當鼓勵，中國為本身之利益，亦必將門戶開放。同時恭親王為“議政”，輔助幼年皇帝同治（本名載淳，1862一1874在位），也覺得條約帶來的天地無從規避，中國理應對條文真實的履行，不當妄想借機廢除再回復以前外夷進貢的局面。因為這種和諧之氣氛，自強運動一時有了長足進展。

1861年北京設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對待外國使節，管理因條約而產生的各種事務，與舊式的部院同時存在。又設同文館，教授外國語言，不久其他類似的學館也開設於各通商口岸。輝登（Henry　Wheaton）所著之《萬國律例》（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於1864年譯成中文，由總理衙門刊刻成書。與太平天國決戰之最後幾年內，中國以學者出身而總管軍事之人物對輪船及新式器具有極深刻印象。所以一到太平天國剿平，曾國藩、李鴻章和另一湘軍領袖左宗堂都藉著他們在各處為總督的地位，於南方大城市設立機器局和造船廠，其器械由海外購來，也僱用外人技師。至1870年後與歐洲各國關係再度惡化，這種舉措亦並未終止。輪船招商局設立於1872年。一群中國學童被派在美國留學。開平煤礦始於1876年，在天津附近。這期間內，中國城市也開始有電訊的聯絡。

有了這些活動，自強運動表示著一種意志單簡的目的：中國希望借西方之科技以充實軍事力量而已。改革者所需要的乃是輪船與槍炮，所以他們設立的是船塢與兵工廠。所有的改革也與其他部門隔離，以免妨礙舊有法制規章。所訓練的“洋務”人才，預定為中國舊式官僚手下之技術助手，所以傳統教育制度不因之而更變，科舉取士的程式也原封不動。

這有限目標始終無法獲得，原因不能解釋。當時人所謂“洋務”，實際為“西方事物”，乃全部西方現代物質文明所產生之後果，緣於社會上注重效率，在各處請求準確之所得。這和中國的官僚組織立場全部相反。後者有了一個龐大的架構，一向站在非競爭性的立場，幾百年來只望維持一個大體過得去的標準，以保持內部凝聚力。因生活方式之不同，西方採取重商主義，中國維持農業社會習慣。這習慣之不同，影響到每一件兵器的製造者和使用者，更別提到他們的組織人與協調人。這差異也在每一日發生影響，在每一行動之中發生影響。

這些兵工廠和造船局設立時好像商業組織，可是它們沒有相對的公司可以發生商業上的關係。他們為製造者，可是社會上沒有材料與零件供應者和推銷員。它們與外面有來往，其關係也鬆懈。組織中的賬目無從認真核算。他們也無從編制預算，因為政府本身尚無預算可言。人事之管制必漫無標準，因為中國全部的經濟生活即缺乏人事管制標準。

稱以上情形為“腐化”，可能對整個問題產生錯覺。腐化必由以前正常之形態惡化而產生，用如此道德上的名義加以譴責，則必須承認事前已有一個完整體制。在其惡化之前確曾站得住腳。

事實上它站不住腳。一個測驗立即於1884年來臨，中國由於對越南之宗主權與法國發生戰事。短時間內法國艦隊使臺灣基隆炮臺無所施其技，也佔領了澎湖。法國人回顧中國大陸之際，他們只花了幾小時就破壞福州的船政局，這馬尾船廠過去也由法國資助而開辦。

1885年中法之戰結束時中國覺得藩籬盡失，其弱點也更暴露，以後只能挺身而作生死戰。10年之前，日本即已不顧中國主權，徑自徵臺。在中國西北角，俄國又已攫取一大塊土地。公元1881年彼得堡條約名義上尚稱為中國外交上之勝利，可是中國仍要向沙皇付盧市900萬，而且失去巴克哈什湖一帶疆域。與法國停戰之年，英國也奪緬甸為其保護國。

19世紀末期，因著西方工業革命之成熟，已是社會達爾文主義時代。任何鬥爭之失敗者，都可能被視為品格低劣。中國在外交上一貫的失敗也愈使自強運動看來差勁。最低限度，它使中國拋擲了20年寶貴時間。可是在中國現代史裡，它尚不過是一段連續“失敗”之第一次。直到最近，我們才有機會將這串事蹟以較積極的眼光看待。有了新的縱深，我們可以斷言，即算失敗，它們也是一種龐大革命之前無可避免的步驟。與鴉片戰爭後之全無反應對照，1860年間的改革在實踐方面很嚴肅向前跨步。因其如此，改革者尚要以傳統的名目自保。他們小心謹慎，但傳統中國之架構已被他們打下了一個大洞。他們“自強”的結果在我們看來固然失望，可是從當日時間與環境看來，已不足為奇。我們